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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余论 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史料的扩充确实有助于史学的进步。 德国史学家兰克在19世纪欧洲史学界享有盛誉，他的著作被认为史料丰富，考证精确，其实并不尽然。兰克始终关注的是以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为主角的政治史，尤其是外交史，因此他的取材也不出这个范围。外交人员报告、外交书信，例如16世纪和17世纪威尼斯大使的47册报告，是他特别重视的史料。社会、经济因素几乎被他完全排斥在外，所以他的著作也缺乏这方面的史料。(85)应该说，兰克在利用欧洲各国档案馆的政治、外交史料方面比前人有了很大的进展，但他使用史料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 兰克看重统治阶级上层人物而轻视下层百姓。马克思称兰克为“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86)与兰克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恩格斯为了说明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除亲自调查外，还广泛使用了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如《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英国户籍总署署长关于出生、死亡、婚姻的第五号年度报告》等。(87)马克思写《资本论》第1卷第8章《工作日》，大量利用了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等材料。(88)他们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大大推动了无产阶级历史的研究。 19世纪末，历史学界出现了一种广泛的信念，认为历史学的选材必须扩大、对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应给予更多的重视。相应地人们要求历史学应该更密切地与各类社会科学相联系。(89)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若干新的学派。新学派为了贯彻它们对历史的看法，就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史料来源。以1929年成立的年鉴派为例，他们提倡总体地研究历史，这种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层次：从政治、外交、军事到经济、社会、文化、心态、人口等等。需要研究的新问题很多，从而要发现新的史料。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依赖财政档案、税务档案、法律档案、土地文书、身份证明记录等类的资料。人口史的研究离不开中古时期教区用于出生、洗礼、婚姻和丧葬的登记册和近代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些都是旧日传统史学所忽略的史料。现代史学扩充史料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 总之，到了21世纪，历史资料的数量已达到了无法统计的程度。旧史料堆积如山，但尚有许多未被利用，(90)新史料复层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数量和档案馆都在增加。(91)尽管如此，史料以后还会继续扩充，也必须继续扩充。因为人类社会在发展，发展中必然产生新问题，有了新问题，就必须搜集与新问题有关的新资料。马克思当年说过：“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92)这个道理仍然适用于今天，或者说，更适用于今天，因为人类进入20世纪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后，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从资料方面看，今人研究历史，有幸有不幸。幸运的是：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不幸的是：史料如汪洋大海，史家有陷溺其中的危险。搜集材料应力求全面，但全面不等于一点不漏，一点不漏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做到全面又谈何容易。史家为免灭顶之灾的自救之方就有赖于理论的提高和方法的改进。史学理论的提高和史学方法的改进是两个专门的大问题，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兹不具论。这里只想提及一点，即史料、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是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可分别论述，但不可奉其一为至尊，而贬其二为附庸。本文旨在说明运用史料应当官书与私记并重，新史料与旧史料兼采，而绝无意宣扬“史料至上”的观点。笔者学识浅陋，暮年撰稿，更多失误，敬希读者指正。 附记：此稿之得以写成，多赖江湄、张志强、符静三君之助，特此致谢。 注释： ①最早者为梁阮孝绪的《七录?纪传录》，分“众史”为12类。《七录》今佚，仅《七录?序》保存于《广弘明集》卷三。 ②政府要员的个人档案也带有政府档案的性质，因其许多内容属于公务性质，如盛宣怀档案、英国张伯伦家族档案(包括约瑟夫?张伯伦及其二子奥斯汀?张伯伦和尼微尔?张伯伦)。 ③指私人办的报纸杂志。政府办的则带有官方文书性质。 ④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二，《万季野墓表》。 ⑤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5页。 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实录难据》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61页。 ⑦孟森：《读清实录商榷》，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86页。 ⑧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84页。 ⑨《新唐书?郑朗传》。 ⑩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六“三国志多廻护”条，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参见同书卷二九“元史廻护处”等条。 (11)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12)季羡林：《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里的印度传说》，载《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7-94页。 (1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7页。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1页。按：王麻子为刀剪铺。都一处为饮食店，以烧卖、炸三角最有名，今尚存，位于北京前门大街。 (1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0、61页。 (16)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见《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7)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见《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18)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3页。按：《隋书?经籍志》史部首列正史，称自《三国志》起，“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宋代有十七史之称，明代有二十一史之称。清乾隆时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前四史为私撰，以后诸史大都为官修，个别原为私撰后由皇帝指定为官书，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关于正史的讨论，参见柳诒徵：《国史要义?史统第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3-76页；杨联升：《官修史书的结构》，载《国史探微》，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4-282页。 (19)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20)李斗：《扬州画舫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五谈戏剧中的“行头”一条，谓“行头”分衣、盔、杂、把四箱，极其具体，仅杂箱鬍子一项就有14种之多，可与今日舞台上的鬍子种类做一对比。《扬州画舫录》，第133-136页。 (21)齐世荣：《谈回忆录类私人文件的史料价值》，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第32、33页。 (22)刘献廷：《广阳杂记》卷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6页。 (23)王闢之：《黾水燕谈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24)刘知几：《史通?杂述第三十四》，见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257页。 (25)今人高振铎定为339种，陈光崇定为359种。见刘乃和、宋衍申主编：《〈资治通鉴〉丛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182、183-202页。 (26)司马光：《答范夢得》，《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三。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小说”原指非关大道的琐屑之言。(《庄子?外物》、《汉书?艺文志》)。司马光此处沿用小说一词，内容已更广泛，包括杂史、别史、逸事、琐记等类的著作。近世意义的小说，则指以散文体形式表现的叙事性虚构文类。 (27)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十一《史乘考误引言》。参见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8-126页。 (28)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11页。 (29)《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第677页。 (30)蔡元培：《明清史料首本第一本序》，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甲编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1)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32)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337页。 (33)《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34)《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35)《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36)《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7)《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38)《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39)《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40)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载《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月20日。 (41)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 (42)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载顾颉刚编著《妙峰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43)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页。 (44)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57、158页。 (45)顾廷龙：《介绍顾颉刚先生撰〈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一兼述他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载《顾颉刚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1-296页。 (46)二次大战中的“不列颠之战”，德国和英国对己方和对方空军的损失的统计，差距很大。参见齐世荣：《谈日记的史料价值》，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14页。 (47)吕思勉：《史学四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48)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载国立东北大学编印：《志林》第三期，1942年1月(四川三台)。 (49)约翰?布罗：《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1页。 (50)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1页。 (51)《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2-212页。 (52)《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29、130页。 (53)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5、25、26页。 (54)陈垣：《语录与顺治宫廷》，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8页。 (55)陈垣：《顺治皇帝出家》，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5页。 (56)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55页。 (57)史念海：《忆先师陈援庵先生》，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54页。 (58)《陈垣全集》第二十三册，合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29页。 (59)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载《陈垣全集》第七册，合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0、591页。 (60)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0页。 (61)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载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3页。 (62)陈垣致台静农信(1929年12月3日)，见《陈垣全集》第二十三册，合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6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页。 (64)陈述：《陈寅恪先生手书信札附记》，载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65)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4页。 (6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67)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65页。 (68)姜伯勤：《史与诗》，载中山大学历史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 (69)石泉：《先师陈寅恪先生治学思路与方法追忆(补充二则)，载《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70)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笔记一则》，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7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155页。 (72)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156页。 (7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197页。 (7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0页。 (75)转引自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40页。 (7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9-131页。 (77)见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2-364页。可再参看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4页。 (78)陈寅恪：《陈垣燉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79)见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3页。 (80)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页。 (81)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63页。 (8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8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8页。 (84)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32-136页。 (85)参见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20-429页；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75-215页。 (86)1864年9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3页。 (8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421页。 (8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7-350页。 (89)参见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90)试举一例说明。现存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怡和洋行档案包括英、中两种文字，内容有各种公私函件、账薄单据及商情时价报告等，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至今中外学者只有少数人曾经利用。参见杨联升：《剑桥大学所藏怡和洋行中文档案选注》，载《杨联升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126页。 (91)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六章第一节《史料的获得和档案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3、243页。 (9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