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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征伐北匈奴的争议与战局连环影响 窦宪刺杀刘畅及其败露，成为征伐匈奴的导火索，这便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征伐事件与和帝铲除窦宪事件密切相关，所以有必要加以考察。 按照史家的记载，征伐匈奴的缘起与窦宪刺杀犯案密切相关。当窦太后竭力回护但苦于难觅解脱窦宪的理由时，适值南匈奴上书请伐北匈奴，窦宪获悉立即“自求”率军征讨，以求立功抵死罪。章和二年(88)冬十月乙亥，侍中窦宪被任命为车骑将军，率部并指挥南匈奴军队讨伐北匈奴。 客观地看，窦宪在谋杀案暴露后企图立功赎罪应属事出偶然。从深层次而论，则是两汉以来民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北匈奴的侵扰，对中原社会的安宁和发展，带来莫大的威胁。早在汉明帝时耿秉就说：“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随着汉朝国力的增强，一场征伐北匈奴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帷幕，这也是农业民族对抗匈奴统治集团侵扰的主动选择。 窦宪提出的征伐动议，遇到很大的阻力。三公、九卿诣朝堂上书谏，以为：“匈奴不犯边塞，而无故劳师远涉，损费国用，徼功万里，非社稷之计。”书连上，窦太后一概不予回复。太尉宋由惧，遂不敢复署议，而诸卿稍自引止。唯司徒袁安、司空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争，前后且十上，众皆为之危惧，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鲁恭上疏反对开边用兵，尚书令韩稜、骑都尉朱晖、议郎京兆乐恢、侍御史何敞皆上疏谏，太后不听。 为何朝臣几乎一致反对开边用兵呢？鲁恭上疏的主张，颇有代表性。反对派的理由，首先是基于儒家重文轻武的价值观念；其次，值君主权位交替阶段，为保持稳定，不宜过分用兵；第三，乘人之危用兵，有违武德；四是国力不足，不宜兴战事。 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应该如何看？从后世的立场看，匈奴长期构成汉朝威胁，在具备彻底击垮的条件下，战争手段是最上乘的抉择。但从朝议可以看出，对于承平年代来说，这是一个两难问题。笔者认为，窦宪主战尽管有私心，但击垮北匈奴的战事，客观上顺应了中原民族保卫农业文明的历史需求，应给予积极评价。持反对立场的朝臣集团受到儒家和平主义取向的影响太深，而且从事态推测，可能也有不希望造就军事强人的深层忧虑，但史料没有显现直接的证据。 永元元年(89)六月，窦宪首次告捷。《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以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北单于奔走，首虏二十余万人。”各部于稽落山一战大败北匈奴，窦宪“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还”(29)，同年九月，窦宪提升为大将军。 永元二年(90)夏季，朝廷“遣副校尉阎磐讨北匈奴，取伊吾卢地”(30)。秋七月窦宪出屯凉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称臣”。是年冬季，窦宪“遣左谷蠡王师子出鸡鹿塞，击北匈奴于河云北，大破之”(31)。 次年，窦宪发动消灭北匈奴的金微山之战，“二月，大将军窦宪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微山，大破之，获其母阏氏”(32)。北匈奴遁逃中亚，“不知所在”(33)。 这场战争取胜的根本原因何在？匈奴史专家林幹认为，汉章帝后期以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局面，使北匈奴的社会危机充分暴露出来。这正好为汉朝北征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北匈奴这次之所以不堪一击，主要原因也在于社会危机十分深刻”。(34)林干使用了“统一战争”来界定用兵性质。 战争胜利带来统一的新局面。东汉恢复了西域行政机构，永元三年(91)“十二月，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35)。西域都护府自王莽改制以来已无法立足，光武帝时仍未能光复，从东汉开国至此已60余年，复置西域都护可视为中原政权控制西域的里程碑式事件。范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命窦宪、耿夔之徒，前后并进，皆用果谲，设奇数，异道同会，究掩其窟穴，蹑北追奔三千余里，遂破龙祠，焚罽幕，坑十角，梏阏氏，铭功封石，倡呼而还。单于震慑屏气，蒙氈遁走于乌孙之地，而漠北空矣。(36) 匈奴史家指出，“从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建立政权起算，匈奴在大漠南北活跃，至此整整三百年”，这次征讨的战果，使“匈奴奴隶制政权全部瓦解。从此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37)事态显示，窦宪具有较为成熟的用兵战略和指挥能力，当然他也深知此战对于自己赎罪、固权的意义。窦宪用兵对东汉解决边疆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范晔公正地赞扬了窦宪功绩，以为与卫青等相比，“列其功庸，兼茂于前多矣”，“后世莫称者，章末衅以降其实也”(38)；但又表示了困惑：匈奴“将服叛去来，自有数也”(39)？怀疑边疆民族归附与叛逆是否自有其规律，而未必归功于窦宪征伐。这种怀疑今天看来是没有道理的。从人物评价角度看，有的学者将驱除北匈奴的功劳简单地记到了汉和帝账上，现在看来也是不公允的。当时决策者是窦太后和窦宪，汉和帝没有亲政，是政治傀儡，不应因批评窦宪专权而避谈其解决匈奴问题的贡献。 永元四年(92)，北匈奴驱除后，朝廷上又发生了围绕关于拜单于的争议。此事缘起，是窦宪拟遣使拜北单于弟於除某鞬为北匈奴部单于。司徒袁安认为，在保持与南单于修好情况下，更立新降北匈奴，“失信于所养，建立于无功”，而且依惯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40)但窦宪强势通过，留下了后患。 历史进程是由多元利益主体从不同方向施加的合力所驱动的，对匈战争胜利带来的另一个不虞性结果，便是窦宪捞足了政治资本，威名大盛，赢得朝野的敬畏，其势力急剧膨胀，加速了朝廷内权力矛盾和较量的进程，催化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在初战告捷后，窦宪的势力随着战事的推进急剧膨胀。永元元年(89)六月，稽落山之战取胜，七月，和帝颁诏书表彰。九月，窦宪升任大将军。和帝慑于窦太后，先是对其加官晋爵，“诏使中郎将持节即五原拜宪大将军，封武阳侯，食邑二万户”。然后专门为其提高级别，“旧大将军位在三公下，置官署依太尉。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奏宪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继而对大将军府中吏职相应提高待遇并增加编制，“长史、司马秩中二千石，从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41)，自此，前罪再也无人提起。窦宪辞却封侯，但从此以大将军身份典守兵权，权力大增，与皇权的矛盾日趋激化。 窦宪提拔家族成员，控制朝廷权力，“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叔父霸为城门校尉，霸弟褒将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为侍中、将、大夫、郎吏十余人”(42)。 窦宪一方面结党营私，拉拢控制朝内外的官员；另一方面排斥异己，谋害“拥君派”士大夫，对不附己者极尽打击之能事。这被史家胡寅总结为“奏免三公，刺杀宗侯，仗钺出征，诛两仆射，逐一尚书”(43)。 “奏免三公”。早在汉章帝时，窦宪曾奏免太尉郑弘，将其陷害，遂致病死。 “刺杀宗侯”。汉章帝去世后随即谋害齐殇王子都乡侯刘畅。 “诛两仆射”。对匈奴作战期间，窦宪打击迫害两任尚书仆射郅寿、乐恢。两人均因上书指斥窦氏而获罪，被逼自杀。 “逐一尚书”。尚书何敞多次指斥窦宪势力，窦宪将其逐出京师。 即便是身边的幕僚，劝谏者也遭到贬斥。主簿崔骃数谏窦宪抑权，“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骃高第，出为长岑长。骃自以远去，遂不之官而归，卒于家”(44)。 还有对谒者韩纡家族的报复：“永平时，谒者韩纡尝考劾父勋狱，宪遂令客斩纡子，以首祭勋冢。”(45)曾随同窦宪出征匈奴的军司马梁讽，因“坐失宪意，髡输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杀之”(46)。 窦宪在无情打击异己的同时，组建了亲信班底：“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门，赋敛吏民，共为赂遗。”(47)窦宪掌控了朝廷任命地方官的人事权，“宪、景等日益横，尽树其亲党宾客于名都大郡”(48)。据永元四年(92)司徒丁鸿举奏：“天下远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两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符玺，受台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数十日。背王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也。”(49)朝廷内外许多政客如司隶校尉郑据、河南尹蔡嵩(50)，尚书张林、洛阳令杨光(51)、洛阳令李阜(52)等，都卖身投靠或一味攀附。河南尹王调、汉阳太守朱敞、南阳太守满殷、高丹等皆其宾客出身。(53)汉阳郡太守马棱、故蜀郡太守廉范也是其亲信。(54)军队中也有一批“窦党”，如征西将军、副车骑将军耿秉等。(55) 窦氏势力的专权，导致其家族的腐败和扰民，甚至影响到边防用兵。“窦宪纳妻，天下郡国皆有礼庆。”(56)窦宪已俨然凌驾于皇帝之上。执金吾窦景“奴客缇骑强夺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57)。《后汉书·袁安传》：“景又擅使乘驿施檄缘边诸郡，发突骑及善骑射有才力者”，令上谷等“三郡各遣吏将送诣景第”。窦太后又厚待亲族，大肆为外祖伯父中山简王发丧，扰民尤甚。(58)可见窦氏豪族集团凭靠专权为非作歹，压榨百姓，已越过了汉家民本政治传统的底线，这也是范晔等后世史家极力贬低外戚势力的道德原因之一。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议礼仪之事。永元三年(91)十月，和帝行幸长安，祭祀前汉列祖，窦宪亦前往。官员商议迎接窦宪礼仪时，竟然“议欲拜之，伏称万岁”(59)，被尚书韩棱奏止。窦氏肆无忌惮地挑战君主权威，无疑加剧了汉和帝的清除决心。皇权与窦氏势力的矛盾逐渐发展到白热化的程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