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和帝发难:权力角逐的最终摊牌 从事态逻辑上推测,和帝对外戚势力危害的认识,应该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明晰的。章和二年(88)即位到永元三年(91)初,这期间和帝可能还未萌生铲除窦党意图,但应已意识到皇权面临的危机。永元三年二月窦宪灭北匈奴,势力鼎盛,十月窦宪朝见和帝时,朝臣竟然“议欲拜之,伏称万岁”。推测此时的和帝应已有铲除的意图,遂着手寻找帮助者。 汉和帝首先寻找的助手是清河王刘庆。永元四年(92),和帝借讲经的机会,征调比自己长一岁的清河王刘庆“入省宿止”(77),方便与其谋划,此为计划的第一步。但要策划铲除行动,在朝臣较为疏远的情况下,和帝必然要依靠宦官的参与,中常侍郑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最终选择了郑众,开始秘密谋划除掉窦宪及其势力。 永元四年(92)初,和帝赏赐军功,策封窦宪党羽、尚在武威屯卫的邓叠为穰侯,显示出屈服于外戚势力的姿态。 三月,司徒袁安死,和帝委任拥君派大臣、时任太常的丁鸿为司徒。 不久,事态急剧升级。据史载,窦宪党羽邓磊的母亲元及窦宪女婿郭举图谋杀害和帝。《后汉书·窦宪传》: 四年,封邓叠为穰侯。叠与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宪女婿射声校尉郭举,举父长乐少府璜,皆相交结。元、举并出入禁中,举得幸太后,遂共图为杀害。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侍郑众定议诛之,以宪在外,虑其惧祸为乱,忍而未发。(78)另据《后汉书·张酺传》记载: 及窦氏败,酺乃上疏曰:“……方宪等宠贵,群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宪受顾命之托,怀伊、吕之忠,至乃复比邓夫人于文母。 李贤注:“邓夫人即穰侯邓叠母元也。元出入宫掖,共窦宪女婿郭举父子同谋杀害,与窦氏同诛,语见宪传,故张酺论宪兼及其党。”(79) 和帝“阴知其谋”,这应是刺激其决断并导致事变的直接导火索。和帝加紧了策划的步伐,主动借鉴西汉历史经验,辗转借阅《外戚传》并了解前朝故事:“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80)故事乃指西汉铲除外戚的前朝案例。 和帝与郑众之间其实远不止于“传语”沟通的方式,据《后汉纪·孝和皇帝纪》:“因与中官郑众密谋之,众劝上亟行其诛。上曰:‘宪在外,恐变生,不可。’”可知郑众事实上是与和帝当面密谋的。考虑到窦宪在京师外领兵,和帝惧其拥兵叛乱,暂时没有采取镇压行动。(81)值得注意的是,郑众还有一个关键的举措,同上书载,“众白太后,帝当谨护玺绶”。汉制,天子有六玺,其中“皇帝信玺”用于发兵。郑众建议应具有深意,这为后来事变时调遣近卫军做了重要的准备。 四月,《后汉书·和帝纪》:“大将军窦宪还至京师。”《后汉书·窦宪传》:“宪及邓叠班师还京师”,和帝“诏使大鸿胪持节郊迎,赐军吏各有差”(82),以此麻痹对方。 六月,司徒丁鸿借戊戌(初一)日食上书,揭露群臣攀附窦宪的情形。“是时窦太后临政,宪兄弟各擅威权。鸿因日食,上封事”(83),呼吁强固王权。 “书奏十余日,帝以鸿行太尉兼卫尉,屯南、北宫。”(84)据此,可知时间应在六月十五日前后。这是和帝在人事方面为调动近卫军、用武力解决外戚势力的关键部署。(85) 六月庚申日(二十三日)(86),和帝亲自到北宫,“庚申,执金吾、五校尉兵屯卫南北宫,闭城门”(87),分头逮捕主要党羽郭璜、郭举、邓叠、邓磊,下狱处死,又派谒者仆射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宪及笃、景、环皆遣就国”(88)。和帝出于对窦太后的顾忌,没有直接处死窦氏兄弟,而是“为选严能相督察之,宪、笃、景到国,皆迫令自杀,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本郡”。(89) 窦宪这位曾经决战西北、驱逐匈奴的军事强权人物,最后却栽倒在一位年仅十四岁的少年皇帝手中。和帝发动了一场极为罕见的成功政变。 和帝能够成功诛除政敌的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一些有利条件外,其主观努力和谋划起到重要作用。用人得当、组织严密、措施谨慎是重要原因。和帝选择刘庆,刘庆比和帝年长一岁,不易引起怀疑。刘庆受过窦太后的迫害,与和帝过从亲密;选择郑众是因其“谨敏有心几,不事豪党”。指挥近卫军的丁鸿系拥君派,其他如执金吾、五校尉部属也应该是可以信赖的。(90)整个计划十分严密,起事后在京城内先分头逮捕主要对手,避免了京师动乱。 前人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宋人胡寅认为,和帝“幼冲威断”,魄力实过于章帝。此事可与汉昭帝诛除上官桀相提并论,可谓“远继孝昭之烈”。(91)明人范光宙亦看重和帝“贵察而断”的品格,亦将其与汉昭帝相比,以为“夫帝固冲主也,而即位之初遽能去奸而进贤,夫睿谋雄断岂下孝昭哉!”并为其依托宦官的问题辩护,“或议帝诛宪而谋及郑众,以梯十常侍之祸。噫,冲主而责其不逆观于未然,亦苛论矣哉”(92)。 和帝在铲除窦宪、窦笃、窦景之后,又致力于肃清窦氏势力的依附分子。“窦氏宗族、宾客以宪为官者,皆免归故郡”,“凡交通者,皆坐免官”。太尉宋由依附窦宪而被免,自杀。太傅邓彪也以老病上还枢机职。 除掉窦氏势力,肃清窦党,使濒危的皇权重新加强,稳定了东汉政权,这是汉和帝对东汉发展作出的贡献。事变始末充分体现了和帝的善谋、机智和明断。自此,汉和帝开始亲政。 但在肃清窦氏势力过程中,和帝打击政敌党羽的范围过宽,手段过严。《后汉书·韩棱传》载“及窦氏败,棱典案其事,深竟党与,数月不休沐。帝以为忧国忘家,赐布三百匹”。又如多次上谏而被窦宪出为济南太傅的何敞,“及窦氏败,有司奏敞子与夏阳侯环厚善,坐免官”(93)。再如被洛阳令下狱最后死于狱中的史学家班固。王夫之曾批评过和帝深治窦党的做法:“朋党之兴,其始于窦宪之诛乎……尽举其(窦宪)宗族宾客名之以党,收捕考治之,党之名立,而党祸遂延之于后世。”(94)这些都似乎重蹈了明帝兴楚王之狱的故辙。到了汉末,朝廷再度罗织党人的罪名,无情镇压清流士大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