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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汉政之转折：和帝治国及其与戚宦政治的关系 今天，当人们超越了传统正统观的狭隘眼界来看待这场事变，就应该以汉和帝亲政后的施政效果，来判断这场权力角逐的是非曲直。换言之，汉和帝掌权后的社会治理如何，其治国政策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这应是评价的最终着眼点。 我们知道，汉和帝时恰值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动阶段，导致了东汉中期自然灾害频发，小农经济遭受到很大的破坏；国家又刚经历过征伐北匈奴战争和窦氏外戚的贪腐政治，财政耗费巨大，农业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汉和帝沿用章帝以来的宽厚政治，推动了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里引用几个关键数据。到和帝末年的元兴元年(105)，国家控制下的户口数达9237112户，人口数53256229，接近西汉的最高峰值；垦田数732170顷，达到东汉的最高峰值。(95)这几组数字，反映出东汉经济在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仍有可观的发展。 东汉综合国力在和帝时臻于极盛。具体表现有两点，首先是国家赢得统一局面和对外交往扩大。窦宪于永元三年(91)击溃北匈奴，和帝又平定了南匈奴的叛乱；辽东有辽东太守耿夔镇守；西域有班超经营，西域五十国全部归附。永元九年(97)班超又派遣甘英出使大秦，远抵波斯湾，扩展了对外交流。其次，国家文化繁盛，科技进步。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又在朝廷帮助下得以推广，对中外文化发展贡献甚大；在儒家经学文化鼎盛的氛围下，许慎完成语言巨著《说文解字》。凡此可见和帝时期朝野欣欣向荣的景象。范晔论曰：“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译四万。”(96)翦伯赞论曰：“东汉的政权到汉和帝时便发展到全盛时期的顶点。当此之时，帝国的光辉，正如日中天，照射瀛寰……当时助长了国内外诸种族之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交流，从而使中国历史再前进一步。”(97)汉和帝重振皇权，使东汉持续了盛世。其治国举措，表明他不愧为有为之君。再看以下三则传统史家的评论： 《东观汉记·穆宗孝和皇帝》：“朝无宠族，政如砥矢。外忧庶绩，内勤经艺。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万国协和。” 《东观汉记·穆宗孝和皇帝·序》：“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嫱郑卫之，囿无槊乐游畋之豫。躬履至德，虚静自损。是以屡获丰年，远近承风云尔。”(98) 司马彪《续汉书·汉和帝纪》：“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骄横之权，即昭帝毙上官之类矣。朝政遂一，民安职业，勤恤本务，苑囿希幸，远夷稽服，西域开泰，郡国言符瑞八十余品，咸惧虚妄，抑而不宣云尔。”(99) 《东观汉记》言“朝无宠族”，不尽切合史实，《东观汉记·序》也有溢美之嫌。但总的看来，所论大体近乎事实。可见和帝继承了光武明章之治，“德教在宽，仁恕并洽”(100)，宽和的养民政策使小农经济得以发展，东汉继续维系了强盛局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汉和帝视为有为皇帝，肯定其镇压窦宪外戚势力的政变。那种武断地将和帝视为衰世君主，将和帝时期划归东汉衰落时期的意见不符合历史真实，也是有失公允的。 当然，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和帝政治也存在受到后人诟病的两大失误。 首先，和帝开启了后来宦官专政的趋势。当初值窦氏专权，和帝身陷重围，面临失位被弑之虞时，和帝依靠宦官郑众策划是无可厚非的，如王夫之所说：“微郑众，帝其危矣。”(101)在除掉窦氏后，和帝不仅亲近宦官有加，而且提升郑众为大长秋，使得宦官得与政事： 《续汉书·五行志四》：“是时和帝与中常侍郑众谋夺窦氏权，德之，因任用之，及幸常侍蔡伦，二人始并用权。” 《后汉书·周章传》：“……是时中常侍郑众，蔡伦等皆秉势豫政。” “始并用权”与“秉势豫政”等说法，反映为宦官参与朝政打开方便之门。 被非议的还有和帝封郑众为“鄛乡侯”，“食邑千五百户”(102)，宦官封侯亦开了一个恶例，后世因之，遂使宦官势力一发不可收拾。 如追溯宦官势力被器重的起点，那要从明、章帝时说起。《后汉书·儒林列传》：“(明帝)经传有疑，辄遣小黄门就(高诩)舍即问。”《后汉书·曹褒传》：“(章帝)章和二年，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褒。”小黄门等宦官权力渐增，实际上超过了《续汉书·百官志》中所说的职掌。(103) 除重用郑众、蔡伦外，和帝经常派遣宦官代表他看望高官。《后汉书·张酺传》载，永元五年(93)，和帝任张酺为太尉，张酺以疾病为由上书推辞，“帝不许，使中黄门问病，加以珍馐，赐钱三十万”。宦官代表皇帝对朝官进行指责和训导。如张酺子张蕃当时“以郎侍讲”，“帝因令小黄门蕃”。宦官可代表皇帝受理朝臣的奏疏。《后汉书·张奋传》载，张奋因连年旱灾上疏，疏中言“愿对中常侍疏奏”。 对于敢于批评任用宦官的官员，和帝竟将其问罪免职。《后汉书·李法传》载，李法永元九年(97)为侍中、光禄大夫，“岁余，上疏以为……宦官权盛，椒房宠盛”，“坐失旨，下有司，免为庶人。”李法的遭遇反映出和帝对宦官的倚重和心理亲近感。 史家认为，和帝“拒一虎而进一狼”(104)，“开宦官用权之渐，生十常侍亡汉之阶”(105)，重用宦官是严重失误。虽然宦官不一定都是腐朽黑恶势力，但是由于他们靠近皇帝，接近权力中枢，他们的强大常常反映皇权的衰弱，而在封建专制时代，皇权的衰弱常常代表着这个王朝的衰落趋势。虽然汉和帝尚能控制宦官，在其掌政期间没有出现宦官为害的情况，但积之既久，后来终成大患。对和帝的不当做法，朝臣中仅有李法出面异议，不复见到当年袁安、丁鸿等群臣犯颜强谏的情势了。 其次，汉和帝也没有成为外戚政治的终结者。铲除窦宪之后，他反而扶持了东汉历史上最为强势、危害也最烈的梁氏集团，导致外戚强权政治愈演愈烈。 永元九年(97)，窦太后死，和帝始知身世，于是大封梁氏外戚，“追封谥皇太后父竦为褒亲愍侯，遣使迎其丧，葬于恭怀皇后陵旁。征还竦妻子；封子棠为乐平侯，棠弟雍为乘氏侯，雍弟翟为单父侯，位皆特进，赏赐以巨万计，宠遇光于当世，梁氏自此盛矣”(106)。和帝本来是从窦氏外戚手中夺回的皇权，却又大封梁氏外戚，可见他并未真正汲取外戚干政的惨痛教训。梁氏虽在和帝之世没有为患，但势力逐渐增长，致使出现东汉历史上罕见的梁冀之祸。 其三，由于和帝没有立太子，生前没有安排好继承人，直接导致死后邓皇后称制控权： 长子平原王有疾，而诸皇子夭没，前后十数，后生者辄隐秘养于人间。殇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为皇太后，太后临朝。(107) 和帝于永元十七年(105)去世。邓皇后以太后身份临朝专政，邓后以女主临政，“委用刑人，寄之国命”，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08)邓后又大力提携邓氏家族。外戚与宦官出现暂时性妥协，两种势力均已壮大而形成气候。邓太后专政的权力远盛于和帝初年的窦太后，宦官势力也比和帝时强大，朝政走向衰落，是为汉和帝死后王朝的基本趋势。从此东汉史便陷入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中衰阶段，再也没有重现前期的兴盛气象。 综上，汉和帝成功铲除外戚势力，改写了东汉的历史，实现了皇权的再度振作，延续了光武明章时代的盛世态势，故应将其定位为东汉有为君主。但我们也要正视和帝政治中酝酿着东汉由盛趋衰的转折因素，恰如前人所论，他同时也是“东汉祸基之主”(109)，对东汉政治的衰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和帝政治的两面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