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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范文澜一生治史的基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根除一切虚饰浮华。著名学者韩儒林先生曾将范文澜为学的态度概括为：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是对范文澜治史精神的极好的写照。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的态度，主要得力于他的两段经历。一是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的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治学“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他本人早年在经史考证上即成绩卓著，所撰《文心雕龙注》至今仍是名作。二是他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受到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教育，对于教条主义者因为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凭“想当然”办事而造成的危害深以为戒。从此，在治学上更加恪守“充分占有材料，通过联系和分析，去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正是上述传统学术的精华和革命理论、革命实践的教育，铸造了范文澜一生笃实求真、精益求精的治学本色！试看他是如何精心修改史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著成后，广受读者欢迎，但范文澜却一遍又一遍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其中存在的错误、不足之处作修改。据他对1949年前后多种版本所写的“说明”可知，在五年之中，集中地修订了三次，1951年一次所作改动尤多。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对近代史上几次重大事件放在世界史的范围内来考察，分别增加了有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有关的各国政治、经济、军事背景和对华政策的论述。再一项重要修改，是删去义和团等章中可疑的材料，改用确有根据的史实。其他还有属于词句上、译名上和阴阳历上等项技术性问题，都认真地作了修改、核正。对于《中国通史简编》，于1951年，他便决定从头修订。从那时起，到1965年，共历15个年头，中间除了因病无法工作外，其余时间，都以惊人的毅力，认真细致地进行修订，实际上是以十几年功夫重写。蔡美彪先生长期担任范老的助手，他总结范老在近代史所长期树立的学风是，提倡攻难关，研究艰难而又有意义的问题。“反对浮夸、出风头、相互标榜乃至自我标榜等等不良习气，力倡不慕荣利，辛勤耕耘。”[③]他本人潜心著述、深入钻研的情景，则可举出如下一个典型事例。1962年他因患病，不得不停下通史的写作。1963年旧病复发，他却带病用一年时间，遍读了唐人诗文集，在此基础上撰成第三编第七章唐代文化中之第五节“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及第六节“近体文与古文”。刘桂五先生对此回忆说：“他主张要大量掌握资料，要重视资料工作。他在写作时，不断阅读资料，不断修改，就是不断前进。他为了写通史简编中唐文化一节，把《全唐诗》通读一遍。我对他说‘你用什么就读什么，就可以了，何必通读？’他告诉说：‘不通读，我怎么会知道要用什么，不用什么！’”[④]范文澜治史这种严谨求真、锲而不舍的精神，堪称是后学之楷模。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不容否认，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社会上的浮躁风气也侵袭了学术界，不愿坐“冷板凳”，只求“短、平、快”，不在搜集、钻研第一手资料上下功夫，随意摘取他人论著的若干文句、拼凑成篇的现象并不少见，有的则是抓住一两条片段的材料，却不认真查核其真伪和价值，而贸然提出所谓“新说”，甚至为了出名，采取夸诞手法，以求制造“轰动效应”。以这种态度对待做学问，决然不可能拿出具有真知灼见、确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对学术的健康发展，必然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在当前，大力发扬范文澜和其他成就卓著的学术前辈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无疑是矫治浮躁、夸诞学风的一剂良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