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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了很多政治运动，范文澜作为从延安来的党内在史学界的领导人，他自然不能置身于这些政治运动之外，处于他的特殊地位，也得写与当时的运动相呼应的东西，对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任何人不能超出于时代。可贵的的，范文澜对此实际上有极其清醒的态度，他坚持必须认真读书、潜心钻研、坚持不懈，舍此便毫无学术上的建树可言。他自己坚持这样做，并尽可能要求身边的同志这样做，而且只要得到机会时便大力倡导这种严谨、切实的学风。1957年3月，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发表题为《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特别谆谆告诫要使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破不立，只有破，才有立。”他称教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并提出了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要做到“神似”，反对“形似”的名言。针对由于搞“运动”，大学里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不正常情况，他强调说：“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⑤]在当时，这样明确地提出把“我”大大恢复起来，以客观实践为检验一切的标准，确实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在1961年，正当教条化、公式化在史学当中盛行的时候，范文澜更挺身而出，一年之中一连三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予以严肃的批判，揭露其危害。3月，在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表《反对放空炮》的讲话，严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的严重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教条化的普遍恶劣做法是“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说这种空炮放得再多也毫无用处。治疗这种教条主义病症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 [⑥]这是严厉抨击教条化、公式化是毫无价值的“空炮”。5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范文澜再次针对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的问题，强调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他说：“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⑦] 痛斥教条化的罪状是把整个历史都取消了！10月，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他又同吴玉章一起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意义。重温这些史实，我们更能深刻地体会到范文澜一贯地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面对错误倾向、勇于挺身而出加以抵制，大力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的崇高风范，并从中获得教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