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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范文澜提出上述观点，是需要很大理论勇气的，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的话具有无上的权威，如果有谁提出不同意见，就有离经畔道之嫌。果然在范文澜的文章发表后，即有人激烈地指责，说它“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主观地夸大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竟说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历史概念及其诸方面原理不适用于中国。”[⑨]但是，时间的推移毕竟证明，范文澜提出的论点和分析确是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揭示出中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实质意义的事实，因而具有生命力，至今已为学术界多数人所接受。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民族形成理论”条目中说：“根据民族的特征和史籍的记载，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汉族是以先秦的华夏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统一的民族”。 再举出范文澜善于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特点的又一典型例证，这就是他在1956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进程基本线索的论证，见于他所写的《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在此文中，他坚持以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观点，对近代史四个阶段的特点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他已明确认识到考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并且将之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进程的又一基本线索，因而提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主要是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弱小的中国资本主义在重重压迫下用革命和改良的方法要求发展，这两个过程综合起来，就是中国近代史。”[⑩]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提出来，堪称是极具前瞻性的意义重大的理论创造。实际上，在这场讨论中，也只有范文澜明确提出还应当以中国资本主义从弱小到发展，作为考察中国近代社会的又一主线，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其善于揭示历史进程本质性问题，和不囿于成说、大胆创造的风格。范文澜的观点，已为进一步正确解决近代史基本线索提出了新的思路。我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近代史研究者再次展开关于近代社会进程基本线索的讨论，许多学者纷纷展开考察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化线索”的论证，最后以刘大年为代表提出近代史进程应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求要求民族独立，一是要求近代化、工业化，两个基本问题息息相关，贯穿始终。[11]经过40年时间的考验，范文澜早在1956年提出的论题所具有的前瞻性和生命力，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