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泰：范文澜治史精神的当代价值(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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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作为学术“热点”问题“五朵金花”之一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是由于范文澜的理论探讨而直接引起的。民族问题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在中国汉族又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主体民族，探讨汉民族如何形成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范文澜于1954年写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即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对此作为一个重点问题详细论述。他的观点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根据中国的历史实际，应如何理解和运用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说：“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斯大林又在《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中提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的。”欧洲的“近代”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范文澜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斯大林的前一段论述对研究中国史有指导意义，而其后一段论述则是针对欧洲的历史讲的，适合于欧洲的历史，而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因而不能生硬套用。欧洲与中国历史的最大不同是，在欧洲，“因为有了资本主义，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连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也就‘分裂为各个独立的公国’的国家才能够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然而，中国的历史却不相同。“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从那时起汉民族已经形成，以后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他纵贯中国两千余年历史进程，举出最重要的史实，作了有力的论证。最为关键之处有二。一是，论证中国早在秦汉时，从皇帝经过郡、县，到乡村基层，已形成了一整套政治体系，中间除短期分裂割据外，汉族的国家统一是长期的、稳定的。这样的统一国家，决不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再者，范文澜认为，斯大林论述欧洲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从时代上讲，不适合中国的情况，然而斯大林所论民族形成的四个基本特征却是确有道理的，故可以作为基本原理来衡量汉民族形成所应具备的条件。他说：“依据上述原理来看中国历史，自秦汉起，可以说，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发展着。”简单地说，共同的语言就是“书同文”。共同的地域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心理状态，就是“行同伦”，而“儒家思想的主要部分，即祖宗崇拜与孝道，是汉族的共同心理”。从共同的经济生活和经济联系性分析，自战国时代，经济上的联系已很紧密，至秦汉时期，经济联系更加发展。这种为封建社会服务的经济联系是自秦汉时起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基础，也是汉民族形成的有利条件。因此结论应该是：汉民族是“在独特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现实。它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锤炼，具备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据此，范文澜得出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结论：汉民族是“在独特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现实。它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锤炼，具备着民族条件和民族精神”。“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早就是坚强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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