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尊晋勤王”到“已为天子”:正统观在慕容鲜卑朝贡对象中的体现 鲜卑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后期是从曹魏齐王正始五年(244)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六年(391)。后期有明确记载的35次朝贡活动,突显出慕容鲜卑诸燕政权受正统观影响,在政权不同发展阶段中向中原王朝的朝贡活动,体现出了从朝贡两晋的“尊晋勤王”到自成正统的“已为天子”的转变。现依朝贡对象将朝贡活动划分为五个阶段予以考述。 第一阶段:向曹魏朝贡 时间为正始五年(244),即《三国志》卷四所载: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9]120。之所以将此次“鲜卑内附”作为鲜卑向中原王朝朝贡关系后期之开端,主要基于此内附之鲜卑当为慕容鲜卑。换言之,自正始五年(244)开始,鲜卑慕容部在东北地区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第二阶段:向西晋朝贡 时间为咸宁三年(277)至晋惠帝永宁中(301)。这一阶段鲜卑的朝贡活动有七次,其中有明确时间者五次。西晋武帝时期,内附的鲜卑部落呈递增趋势,自《晋书》卷三《武帝纪》所载咸宁三年(277)起,“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帅种人部落内附”[2]168,逐步发展至遣侍子入贡,《晋书》卷四二《唐彬传》记载:“于是鲜卑二部大莫廆、挝何等并遣侍子入贡。”[2]1219据《通鉴纪事本末》卷一三上太康二年(281)条载:“初鲜卑莫护跋始自塞外居辽西西棘城之北,号曰慕容部。莫护跋生木延,木延生涉归,迁于辽东之北,世附中国,数从征讨有功,拜大单于。”鲜卑慕容部首领至涉归时,曾被拜为“大单于”。太康五年(284),慕容廆被国人迎为慕容部首领,从“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2]2804来看,为取得出兵宇文鲜卑的合法权,慕容廆曾向晋武帝上表遭拒。在其后出兵屡屡受挫之后,向西晋乞降,“帝嘉之,拜鲜卑都督”。同年五月,慕容廆谒见东夷校尉何龛。永宁中(301),慕容廆开仓赈灾,晋武帝“闻而嘉之,褒赐命服”[2]2804。此后,慕容廆走上了勤王之路。 晋怀帝永嘉初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至晋愍帝“遣使拜廆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郡公”[2]2805,终西晋一世,都曾对慕容廆政权给予充分的关注,而慕容廆在“怀帝蒙尘于平阳,王浚承制以廆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时,慕容廆“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2]2805,表现出其尊西晋为正统的意识。 第三阶段:与拓跋鲜卑的往来关系 据《魏书》卷一《序纪》记载:“昭帝崩。徒何大单于慕容廆遣使朝贡。”[4]7另据《别本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廆》记载:“永嘉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时,魏昭帝名禄官卒,弟穆帝名猗卢,总摄三部。先是,昭帝之世,廆为东部之患,昭帝遣弟左贤王普根击走之,至是与廆通好。”从《魏书》卷一《序纪》中记载的慕容廆朝贡时间为公元304年,而永嘉初“至是与廆通好”至迟发生于永嘉三年(309)之前来看,直至昭帝禄官卒后,鲜卑慕容部与拓跋部之间的紧张关系才得以松动。而这一时期尚在西晋统治期间之内,之所以将其单列为一个阶段,主要在于此时朝贡对象发生了变化。 第四阶段:向东晋朝贡 从元帝建武元年(317)至成帝咸康七年(341),这一阶段鲜卑朝贡东晋的活动共有10次。这一阶段多次遣使上表于东晋,以寻求政治利益为主。尤其是在前燕朝贡过程中,需要详细分析的还有前燕向晋帝进表的内容。 慕容廆上书东晋始于建武元年(317)六月,即《晋书》卷六《元帝纪》所载:“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广武侯刘琨,幽州刺史、左贤王、渤海公段匹磾,领护乌丸校尉、镇北将军刘翰,单于、广宁公段辰,辽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续,青州刺史、广饶侯曹嶷,兖州刺史、定襄侯刘演,东夷校尉崔毖,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2]145可以说,仅仅从上文记载很难判定慕容廆上书劝进的内容,“事实上,东晋元帝建武元年曾先后两次对慕容廆进行册封,均遭到慕容廆的拒绝,而‘鲜卑大都督慕容廆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劝进,即发生于慕容廆两次拒绝东晋元帝册封之间。”[10] 在《晋书·慕容廆载记》中完整地记载了慕容廆此次上书劝进的全过程:“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让而不受。”[2]2805也就是说,在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后,东晋元帝于“建武初”首次册封慕容廆为“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2]2805,承认了慕容廆称雄一方的事实,但遭到了慕容廆的拒绝。为此,前燕征虏将军鲁昌劝说慕容廆时强调的是:“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2]2806也正是在鲁昌的劝说下,才有慕容廆“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一事的发生。等到晋元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授廆将军、单于”时,再度遭到慕容廆的拒绝[2]2806。 在元帝初年,慕容廆虽然在朝臣的说服下承认了东晋为西晋的继承政权,也曾遣使于东晋,但是并未把自己归入到东晋的册封体制之内。东晋成帝时期的咸和六年(331)秋,前燕君臣对慕容廆的官爵问题再度予以关注,“僚属宋该等议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无别不足以镇华夷。共表请进廆官爵。参军韩恒驳曰: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复之功,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后,九锡自至,比于要君以求宠,不亦荣乎?”《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结果是“廆不悦,出恒为新昌令”,《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以参军韩恒遭贬的结果,足以体现出慕容廆对两派观点之争的倾向性。随后便发生了慕容廆遣使东晋,并书于太尉陶侃。此次慕容廆派遣的使者并没有实现其出使的目的,而是在去往东晋的途中“遭风没海”[2]2810,故而在前燕朝贡东晋的途中,起码有一段颇为艰难的海路,抑或此段海路开辟的时间不长,非前燕使团所谙熟。 在慕容廆所派遣的使者“遭风没海”之后,“廆复更写前笺,并赍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 以慕容廆“位卑爵轻”为由,向陶侃请命,希望能够“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达到“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民,望风向化”的目的。陶侃答慕容廆书:“当今扬淮锐勇,飞廉超骥,收屈卢必陷之矛,集鲛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在答封抽等人书中, 陶侃婉言拒绝了封抽等人上书欲进封慕容廆为燕王的请求,致使慕容廆在位期间没有得到东晋将其册封为“燕王”的封号。尽管慕容廆生前没有得到燕王之封号,但从慕容廆上书太尉陶侃后,陶侃答封抽等书中“车骑将军忧国忘身,贡篚载路,羯贼求和,执使送之,西伐段国,北伐塞外,远绥索头,荒服以献。惟北部未宾,屡遣征伐。又知东方官号,高下齐班,进无统摄之权,退无等差之降,欲进车骑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未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任天台也”[2]2811的记载来看,慕容廆确有建立独立政权之实,只是尚未得到东晋成帝的承认而已,不能因此而否定其割据政权之属性。“采取‘勤王仗义’的策略尊两晋为正统只能说是慕容廆时期的权宜之计,是前燕势力不足以抗衡两晋时不得已的选择。”[11] 据《别本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二·慕容皝上》记载:咸和八年(333)夏五月,“廆卒,皝嗣辽东公位,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六月,遣长史渤海王济等告丧于晋。”慕容皝嗣位后,派遣使节王济前往东晋告丧。慕容皝嗣位之初,由于“用法严峻”,引起前燕政权内部叛乱。慕容皝同母弟慕容仁占据平郭进行割据,咸和九年(334)秋八月,慕容皝派往东晋的使节王济返回辽东。晋成帝派遣御史王齐祭奠慕容廆,并“遣谒者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皝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2]2816, 均被慕容仁扣留。 直至咸康元年(335)冬十月, “慕容仁遣王齐等南还, 齐等自海道趣棘城, 遇风不至”。《十六国春秋》卷二四《前燕录二·慕容皝上》。 同年十二月, “齐等至棘城, 皝始拜朝命”, 《十六国春秋》卷二四《前燕录二·慕容皝上》慕容皝始接受东晋的册封。 咸康二年(336)春正月,慕容皝从海路征讨慕容仁,得胜后慕容皝遣使上表于东晋。同年九月,慕容皝遣兼长史刘斌、兼郎中令辽东杨景将东晋使臣送王齐、徐孟等护送还建康。遗书于侍中顾和:“今致绣靴一緉”,并致书于大司马桓温。温答皝书曰:“承将军厉奋戎武,激扬士卒,鼓角长鸣摧折奸宄。”①《十六国春秋》卷二四《前燕录二·慕容皝上》。咸康六年(340)秋八月,慕容皝认为虽然称为燕王,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东晋的册封,便派遣长史刘翔(一作祥,下同)、参军鞠运献捷于京师,“兼言权假之意,并请刻期大举讨平中原”。慕容皝在听闻东晋权臣庾亮死后由其弟庾冰、庾翼继为将相之事后,上表于晋成帝。慕容皝引经据典对历史上后党专权的实例予以解析,指出晋成帝时期庾亮擅权带来的负面影响,并表达了对其弟庾冰专权之忧,提出:“臣常谓世主若欲荣显舅氏,何不封以藩国,丰其禄赐,限其势利,使上无偏优,下无私论。”[2]2819意欲说服成帝进封其为“燕王”。与此同时,又书于庾冰。在慕容皝致庾冰的书信中,肯定了庾氏兄弟在东晋的显赫地位,并以历代王朝中母族专政的负面效应,借以规劝庾冰守臣礼,更重要的则是慕容皝提出:“吾尝忿历代之主,不尽防萌终宠之术,何不业以一土之封,令藩国相承如周之齐陈?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复何黜辱之忧乎?”②《十六国春秋》卷二四《前燕录二·慕容皝上》。强调了分封藩国对维护东晋统治的益处。前燕长史刘翔等携慕容皝书至建康已是咸康七年(341)二月乙卯。刘翔出使东晋,不辱使命,成功地完成了进封慕容皝为燕王的使命,使东晋成帝承认了慕容皝称“燕王”的合法性。这也是学界将此作为前燕之始观点的主要依据。 第五阶段:与拓跋鲜卑的往来关系 从时间上看,主要是从昭成帝四年(341)至道武帝登国六年(391)。从此,慕容鲜卑与拓跋鲜卑的往来更为频繁密切。“鲜卑拓跋部与慕容部不仅是同族,而且其首领世代通婚,因而,在拓跋珪复国之初,实力较弱,是依附于后燕的”[12]。其中昭成帝时期九次,道武帝时期七次,其中通婚活动六次。晋永和八年(352),慕容儁僭即皇帝位,建元元玺,定国号为大燕。此时东晋遣使者诣见慕容儁,儁对东晋使臣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天子矣。”③《十六国春秋》卷二七《前燕录五·慕容儁下》。至此,前燕断绝了与东晋的朝贡关系。 鲜卑与中原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后,无论是鲜卑的各部族及其建立的政权,还是接受朝贡一方的中原王朝各政权,活动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丰厚的赏赐,二是寻求政治利益,三是通婚。从西汉时期开始,鲜卑多次与匈奴、乌桓一道寇抄北部边疆,直至建武二十一年被辽东太守祭肜击破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鲜卑与东汉王朝建立起了朝贡关系。寻求政治利益始终是鲜卑朝贡的主要目的。而朝贡关系的维系是靠双方的互动来巩固的,不仅仅是鲜卑遣使中原王朝诸政权,也包含着中原王朝曾遣使鲜卑的内容。其中以慕容鲜卑受封的情况最为典型。 从曹魏建立政权之初至永和五年期间,中原各政权都曾对慕容鲜卑首领进行册封。尽管中原王朝各政权向慕容鲜卑所授各封号并未完全被慕容鲜卑首领所接受,但从中体现出的政治利益还是非常明显的,此种情况一直维系到晋永和八年(352),慕容儁僭即皇帝位,建元元玺,定国号为大燕。此后,前燕彻底断绝了与东晋的朝贡关系。慕容鲜卑朝贡的通婚目的,则主要集中在与拓跋鲜卑之间的朝贡活动中。《魏书》中记载了由拓跋鲜卑所建立的政权也曾遣使于前燕、后燕的情况,在拓跋鲜卑向前燕、后燕遣使的十次活动中,有两次是专门以通婚为目的的。至道武帝登国五年(390)后,不再见有北魏遣使后燕的记载。 参考文献: [1]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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