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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近30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强大的潮流，即超越民族国家框架来考察和书写历史，关注跨越领土疆界的现象和事态，出现了全球史(global history)、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和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等新的研究视角和史学分支，①这一潮流通常被称为历史研究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倾向，其中，国际史和跨国史的兴起又被称为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transnational turn)。关于全球史，国内学者已有大量介绍，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著作。对国际史和跨国史，我国史学界的关注还很少。②本文尝试以美国史学界为例，梳理跨国转向发生的背景和过程、跨国史(国际史)研究的领域和问题以及跨国史兴起的意义。 一、全球化浪潮对民族国家史学的挑战 专业史学是伴随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其功能是为民族国家疆界内多样化的民众提供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塑造统一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认同。因此，民族国家成为专业史学天然的、不证自明的研究单位，历史变成民族国家史(national history)，即“国史”，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服务于民族国家的“侍女”。正如杜赞奇所言： 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国王、国家、阶级、个人和特殊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考察空间总是民族国家。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所学的历史就是中国、印度、日本或法国的历史。民族国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潜入专业史学和通俗历史的观念之中：它才是历史的支配性主题。③ 正是为“国家构建”服务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历史学存在的合法性，使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因民族国家的支持而繁荣，并获得大量读者和听众。战后，随着东西方对峙的加剧和殖民地的独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专业史学空前繁荣，并在1960年代达到鼎盛。但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国家的地位，给人类生活带来一系列新变化，也使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第一个变化是国家作用的下降。全球化浪潮和通讯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人员、资本、商品、服务和信息的跨国流动，这种流动使过去稳定的民族国家界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容易被渗透，同时也使国家的行为愈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影响。不仅如此，联合国和欧盟等超国家权威开始越来越多地对国家内政进行干预，并对国家主权做出限制。这些趋势使得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职能和权力”，影响力逐渐下降。④第二个变化是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上升，特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迅速发展。据入江昭研究，1940年有500个国际非政府组织，1995年达到30000个。⑤这些组织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对20世纪后期的意义，相当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19世纪后期的意义”。⑥第三个变化则是跨国事务和现象迅速增多，包括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恐怖主义的蔓延、气候变迁与环境恶化、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流行疾病的传播、跨国移民浪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这些事务的应对和解决不仅需要国家间合作，而且吸引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并催生了全球治理的兴起。上述变化不仅削弱了民族国家在社会经济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也改变了民族国家史学在身份构建过程中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审视民族国家史学，不难发现它至少有三个弊端。 其一是研究领域的狭窄和局限。人类的经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个人、地方、国家、跨国和全球五个层面，民族国家史学聚焦于国家层面的人类活动以及部分与国家成长相关的个人和地方性经验，竭力在国家疆界内界定和容纳过去的经历，忽视了跨国性和全球性人类活动。即使在国家层面，那些被认为对国家成长没有贡献的边缘群体或无助于培养共同历史记忆的经历，如少数族群、妇女、底层民众、移民和跨国流动，也很难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更难以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事中。即是说，民族国家史学选择性地重建人类过去的某些方面，漏掉或有意忘却人类的很多经历，提供的历史知识是极不完整的。用澳大利亚学者伊恩·蒂博尔的话说，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只能“反映最低限度的历史‘真实’”。⑦ 其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厄内斯特·雷南曾言：“国家(nation)的本质在于组成国家的所有人都具有许多共同点，也同时遗忘了许多事。”⑧正是出于国家构建的需要，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往往夸大本民族的贡献和成就，对本民族历史上的过失和阴暗面则轻描淡写，或者有意抹杀政治共同体内部的差异，夸大历史上外部的威胁及其给本民族带来的苦难，以加强民族国家内部的团结和凝聚力，构建一个同质的共同体。于是，历史书写和历史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变成对集体记忆的操纵，甚至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本国历史的研究实际上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立场，而不管研究者是否有爱国主义的诉求。 其三是过分强调本国历史经验和制度的特殊性，忽视了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与依赖。民族国家史学通常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解释国家兴起和成长的原因，强调本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特性，忽视影响国家历史演进的外部因素，也不能用比较眼光来理解不同国家发生的类似现象，更看不到本国历史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历史经验的相似性。美国史研究中的“美国例外论”是这种历史书写的典型。实际上，对国家间差异的强调和对本国历史独特性的颂扬并不局限于美国历史学家，而是所有历史学家的“职业病”。 除了全球化进程外，1960年代兴起的各种社会正义运动对史学研究也产生影响。无论反殖民主义运动、民权运动、劳工运动，还是女权主义运动和同性恋者权利运动，都试图通过跨国合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些运动影响下兴起的后殖民研究、族群研究、流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奴隶制研究，都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采用跨国规角，改变了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使“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逐渐成为学术时尚，并促使美国史学家反思美国国家历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⑨ 简言之，民族国家史学在全球化时代暴露出的弊端和西方学术话语的转变，推动了史学家对国家和史学本身的重新思考，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趋向。到21世纪初，史学家“越来越怀疑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不合时代的，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是反动的”。⑩他们决心利用全球化时代国家能力被削弱的机会，把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框架构成的“牢笼”中“解救”出来。(11)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开始打破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尝试关注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事态和主题，开启了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国转向的潮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