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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的跨国史 对跨国史的倡导不仅是为了深化对美国历史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标，即，研究一直被历史学家忽视的、跨越领土疆界的事务和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入江昭是最有影响的倡导者。如果说民族国家史学关注的是政治疆域，即国家空间内的事情，跨国史研究关注的则是跨国空间(transnational space)内的事情。“跨国空间”并不意味着实际存在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地理空间，而是指跨国性的网络和纽带。跨国空间中的行为体既有为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服务的国家代表，但更多的是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移民，国际性的妇女、劳工和宗教团体及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空间培育的是超越国家和族群身份的忠诚与认同，如性别、宗教、阶级和职业身份等。在此基础上，移民和流散研究中的“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概念也被借用到跨国史研究中，它是指“将人们或机构跨越民族国界疆界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纽带和互动关系”，既是一种“社会交往形态”(social morphology)，也是一种“思想观念”，有人甚至将其视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43)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强调的则是跨国事态、联系和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民族国家受到跨国事态的深刻影响，反对把国家看作自足的体系，与强调民族特性和成就的民族(国家)主义(nationalism)相对。 作为一种研究领域的跨国史则是关注跨国空间内人类的经历。这种研究实际上把国家置于边缘地位，更强调研究对象的非国家特性和身份，如性别、宗教和政治信仰，其意义主要不在于丰富和加深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而在于重建被民族国家历史范式所忽视的人类经历，因而是一种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和史学范式，可以视为一种“新史学”。这种跨国史也被称为“国际史”。(44)作为研究领域的跨国史或国际史主要关注如下主题。 一是思想、信息、商品、技术的跨国流动。思想、观念和文化的跨国流动成为近几年跨国史(国际史)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试图打破过去文化关系研究中的国家框架，注重从跨国视角考察文化输出，不仅关注思想是如何传播的，更重视思想和观念如何被改造以适应传入国的需要以及西方文化如何被“地方化”。(45)学界公认，近年来研究思想“跨国旅行”的典范之作是伊里兹·马尼拉的《威尔逊时刻：自决与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的国际起源》和戴维·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前者利用了多国档案资料，讨论了从1918年秋威尔逊提出国际新秩序到1919年春凡尔赛和会闭幕，威尔逊民族自决与国家平等思想的全球传播及其对埃及、印度、中国和朝鲜等地民族主义者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思想如何被这些民族主义者利用和改造以追求国家独立的目标。该书改变了西方学术界研究一战后媾和的欧洲中心视角和对巴黎和会上大国博弈的片面关注，将目光转向边缘地带，考察媾和过程对边缘地带的影响和边缘地带对中心地带的反抗，推进了对一战媾和的研究。作者的视角转换带来诸多新发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既源于每个社会内部的变化，也“与威尔逊时刻的国际背景紧密联结在一起”，离开国际背景，就无法充分理解民族主义；不仅威尔逊的活动是一战后重塑国际秩序的全球性努力的一部分，埃及、印度、中国和朝鲜的民族主义者的活动也是如此。(46)阿米蒂奇则从跨国和全球的视角，考察了美国独立宣言与当时国际思想、大西洋两岸政治环境的关系，以及独立宣言对当时国际关系和后来世界各地独立运动的影响。通过研究1790年代至1960年代十几个国家独立宣言的文本，他发现，其他国家采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思想和修辞，特别是效仿了其文本结构，即：呼吁国际承认、陈述冤情以及宣布拥有主权，这成为通行的模式。正是在美国独立宣言的影响下，原来由帝国组成的世界变成了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因此，美国革命是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事件。(47)此外，关于食品和技术的跨国传播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成果。(48) 二是妇女、劳工、宗教、环境、和平等领域的跨国运动。对国际性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研究，通常都置于民族国家历史的框架内进行考察，但是，当我们从跨国史或国际史的视角审视这些团体及其运动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运动具有很强的非国家色彩，参与者的主要特征并非其国家身份，而是性别、职业和宗教身份。20世纪初期的美国妇女领袖把女性的苦难视为超越民族疆界的，女性被国家剥夺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也使一些女性主义者厌恶民族主义。她们通过会议、旅行和报刊建立了跨国联系网络，在多个国家建立分支机构，在全球推行其主张，争取妇女权利，在各国妇女中间倡导、培育全球姐妹情谊(global sisterhood)的观念。这种共同性和关系网络培育了女性超越民族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使很多妇女成为女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49)基督教传教组织也拒绝纯粹的“民族国家”基督教的思想，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教派合作，建立跨宗派、跨国界的传教团体。他们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试图在国家之外建构一种共享的基督教文化，在思想和精神上占据了一种与民族国家不同的跨国空间。传教士个人的身份认同也是多重的，他们自视为美国人、文明的先锋、耶稣基督的仆人和某个教派的传教士，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其国家身份而是宗教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传教史研究纳入民族国家史学中，就会造成对历史的扭曲。劳工运动也具有浓厚的跨国性。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有大量移民工人参加，而他们保持着与祖国的联系，劳联和产联还吸收了很多加拿大工人。这些劳工组织关注其他国家的劳工状况，支持其他国家的劳工运动，并视之为改善自身状况的重要途径。美国劳工组织与其他国家的劳工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把争取劳工权益视为国际性的事业，因此，国际劳工运动具有鲜明的跨国色彩，“工人无祖国”这一口号典型地反映出劳工运动的跨国性质，即各国劳工有共同的诉求和命运。(50) 关于跨国性政治与社会运动的研究并不限于此，其他方面的运动，如裁军运动、和平运动、社会正义运动、人权运动和环境运动都被纳入国际史的视野加以研究。(51) 三是跨国行为体，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从20世纪末开始，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成为跨国史研究的重要领域。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构建世界文化：1875年以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史的著作，涉及1875-1973年间的6000个非政府组织，其中既包括环保、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也包括过去被忽视的致力于技术标准化、国际经济发展和人口控制的组织。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和发展反映并促进了五大全球文化原则的传播：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理性自愿权威(rational voluntaristic authority)、合理化进步(rationalizing progress)和世界公民身份。这些原则构成“世界文化”的核心要素，非政府组织是“世界文化”孕育和传播的舞台。通过培育世界文化，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助于建立“世界治理机制”(world polity)。(52)另一部考察国际组织演进的名著是入江昭的《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该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也包括非政府组织，但重点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自19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最近50年的历史演变及其贡献。在入江昭看来，民族国家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非政府组织则培育超越国家界限的利益与关切，以及人类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意识，因此有助于全球公民社会即全球共同体的形成。(53)对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为理解现代世界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范式的新范式”。(54) 四是跨国事务及相关的跨国合作。跨国事务是指疾病传播、人口变迁、环境变化、人权保障、武器扩散等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加以解决的事务。20世纪末以来，这些问题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谢尔登·沃茨研究了过去六个世纪鼠疫、麻风病、天花、梅毒、霍乱、黄热病和疟疾在世界各地传播的过程及其原因。他把瘟疫与殖民扩张联系起来，认为欧洲殖民者要么把新的疾病传播给当地人民(例如把天花带到美洲)，要么把死亡率很低的当地传染病扩大为一场大瘟疫(例如霍乱、黄热病和疟疾)。瘟疫的影响与权力的分配和使用密不可分，其传播是欧洲帝国对亚非拉地区行使权力的结果，而当地统治者往往选择保护特权阶层，造成普通民众大量死亡。(55)马修·康纳利考察了20世纪世界各地的人口控制运动，他指出，尽管人口控制运动遭到天主教会和部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领袖的反对，但是在控制人口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的思想影响下，人口控制不仅成为很多国家的政策，也得到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成为20世纪最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56)伊里兹·马尼拉对冷战时期国际合作消除天花的研究，多萝西·琼斯对国际正义运动的研究以及劳伦斯·威特纳对核裁军运动的研究，都是近年来关注跨国事务的优秀成果。(57) 五是移民与流散族群(diaspora)。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人员跨国流动的加快，移民和流散族群的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相关研究在两个方向上展开：一是对赴美移民的研究，二是对美国海外侨民的研究。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下对美国移民史的研究，通常将移民迁徙的原因视为迁出国“推力”和迁入国“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重点关注的是移民，如华裔移民在美国的适应和同化过程，运用同化论和熔炉论来解释移民在美国的生活，而同化则被视为移民抛弃原来的文化传统、与过去决裂的过程。我国学者则把华裔移民视为美国种族歧视的被动受害者或者关心祖国命运的爱国者。美国的华裔学者徐元音则超越了民族国家框架，采用跨国主义的视角和方法，着重考察广东台山的赴美移民建立的跨国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如何影响移民原居地。在他看来，移居海外的广东台山人通过人员、金融、物资和信息方面的交流，与家乡建立了包括书信、钱庄、家庭、血缘关系、杂志和书籍在内的跨国联系网络，形成了一个不受地理空间约束的、超越了民族国家界线的跨国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有助于华人在美国获得社会地位，并对家乡的现代化做出贡献。华人移居美国的过程，并非完全抛弃原来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纽带，彻底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而是构建跨国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的对家庭、宗族和故土的忠诚被移民活动重塑，儒家传统得到改造，以满足跨国家庭生活的新现实。显然，与民族国家框架下的研究相比，这一跨国研究更能反映赴美华人的真实生活，也说明必须走出民族国家界线来理解作为全球现象的移民活动。(58) 跨国史关注的主题并不限于此，有关国际体育、跨国公司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传播的研究，都属于跨国史(国际史)的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