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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跨国史兴起的意义与存在的问题 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和国际史的兴起，被入江昭称为一场“史学革命”，(59)它不仅给美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最激动人心的新变化”，(60)而且改变了历史学家理解、书写和教授历史，特别是现代历史的方法和观念，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第一，通过把民族国家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之中，特别是通过承认外来因素对本国历史和特性的影响，跨国史改变、丰富和加深了对民族国家历史的理解。就美国史而言，跨国史视角和方法改变了对美国历史上诸多问题的看法，包括独立与建国、内战与重建、工业化与社会改革、种族主义与奴隶制、土著美国人和民权运动在内的重大问题，都通过跨国史视角得到了新的理解和阐释。这有助于构建关于美国历史的新叙事，形成新的美国史“综合”，弥补传统美国历史叙事的褊狭和不足，超越美国例外论。一旦承认国际潮流和外国事态是塑造美国历史的重要力量，承认美国无法置身人类共同历史之外，而且面临与其他国家共同的问题和挑战，那么，美国例外论就失去了基础。在跨国史视野下，美国文化不过是西方文化的变种，美国历史虽然有其独特性，但并非“例外”，而是人类共同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通过突出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人物、事件和过程，挖掘由于把国家置于中心地位而被忽视和淹没的人类经验，跨国史在民族国家历史之外创造了一种“新历史”。这种“新历史”通过再现历史边缘人的经历和价值，具有重建史学正义的意义。徐国琦的《西线的陌生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华工》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在有关一战的中外历史著作中，华工通常是不出现的，即使有所提及，也是作为中国参战行动的一部分而一笔带过。该书则通过挖掘尘封的档案，讲述了14万华工在西线战场(主要是法国)的故事。作者不是从民族国家历史的角度再现华工的活动，而是从国际史视角讲述他们在法国的经历：这些来自中国北方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置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他们不仅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而且成为中国文化的使者，是当时中国走向国际化和寻求新国家身份这一努力的一部分。(61)作者把普通的中国农民置于历史叙事的中心地位，改写了关于一战的国际史和中外关系史。 第三，通过提供新的、不同于民族国家透镜的历史观察方式，跨国史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更新历史学家的观念，使历史学家对过去习以为常的老问题产生新看法，从而有助于构建关于现代历史的新叙事。在跨国史的视野下，现代世界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主题，如民族国家的成长、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国的兴衰都获得了新理解。例如，从冷战超级大国关系和民族国家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动荡和混乱的时代，包括美国的经济滞胀、石油危机、政治丑闻和全球混乱。然而，从跨国史的角度来看，70年代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东西方交流从20世纪中期的中断后开始恢复，世界一体化进程加深，非国家行为体崛起，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和人权保障等跨国问题涌现。(62)如果我们把目光再向前移，像马修·康纳利所说，“摘掉冷战透镜”，(63)超越大国争夺的框架来看1945年以后的世界，还会发现冷战并非是理解战后国际史的唯一框架，战后存在许多与冷战无关或主要不是由美苏之间对抗推动的事态和趋势，包括非殖民化进程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从跨国史视角来审视，战后不仅仅是大国(集团之间)争霸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帝国解体和非政府组织成长的时期，是新国际机制不断建立和全球秩序生成的时期。简言之，通过新视角的引入，跨国史研究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现代历史的新叙事。 第四，跨国史的书写可以促进文明(文化)间对话，培育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意识和国际主义观念，塑造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作为国家构建的工具，民族国家史学的任务是塑造国家共同体意识和培育民族主义观念。而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合格的公民不仅要爱国，还要有全球共同体的意识，关注整个人类的安全，成为世界公民，而跨国史恰恰有助于培育全球意识和世界公民观念。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美国例外观念带来的是褊狭和傲慢，导致思想和道德的孤立以及对外关系中的单边主义。具有跨国史视野的历史教育可以帮助美国人更准确地理解美国国家的本质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培养谦逊的美德，鼓励多边合作和尊重人类公意。用本德的话说，被置于跨国和全球语境中的美国历史研究和教学，将在美国公民话语中“注入适当的谦卑，接受美国不过是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上诸多国家中的一个这一现实”，教育美国人“接受一种世界主义观念(cosmopolitanism)”，“成为更优秀的美国公民和世界公民”。(64) 跨国史在改变传统史学观念、更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从跨国史视角重新书写美国历史的著作过分强调美国历史与其他国家历史的联系和相似性，用臆想的联系代替实际的联系，出现矫枉过正的现象，并因此造成对历史的误读。例如，本德认为美国内战与太平天国战争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二者都属于19世纪中后期交通、通讯技术进步和工业化背景下调整中央(联邦)与地方的关系，巩固国家权力的努力。(65)从形式上看，南方诸州退出联邦和太平天国起义都属于地方力量挑战国家权威的分裂运动，但在性质上，太平天国运动与美国南部政治分离运动完全不同，不过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贫苦农民造反的重演，与工业化的背景也毫无关联。跨国史将美国的历史与其他国家历史相联系，将美国历史视为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联系常常难以找到文献证据，需要依靠推理甚至想象来发现，有时难免缺乏说服力。作为视角与方法的跨国史还存在另一个危险，即任意扩大美国历史研究的领地，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现象纳入美国国家历史叙事之中，从而侵蚀其他国家的历史研究边界，这样的美国历史书写甚至有可能沦为论证美国全球霸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工具，导致出现本德自己所担心的“史学帝国主义”(historiographical imperialism)。(66)而作为研究领域的跨国史带来的问题是：谁会关心和“消费”这种历史？显然，这种跨国史由于缺乏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相关性，不能像“国史”那样打动人们的心弦和触动读者的感情，自然难以吸引大量的读者，很容易成为史学共同体的“自言自语”。归根结底，民族国家尽管遭到跨国力量和超国家权威的挑战，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人类共同体，是公民权利与安全的唯一保障以及情感依托和政治忠诚的主要对象，因此民族国家历史研究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将继续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形式。也就是说，跨国史是对国家历史框架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优秀的历史写作是在民族国家历史框架和跨国史视角之间保持分析和叙述的平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