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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史学界的反思与跨国转向的兴起 对民族国家史学弊端的反思最早来自美国外交史学家。自一战后兴起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一直被作为美国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外交史家通常以美国白人男性精英和政府的政策为研究对象，强调美国对其他国家和世界的影响。这种研究路径的外交史在史学界一直备受推崇，但在80年代初开始遭到学术同行尤其是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的激烈批评。对外交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专注于国家的政策和白人精英的作用，无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和少数族裔的影响；主要依赖美国的资料，很少使用其他国家的档案；陷入美国中心论，没有看到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过分重视权力和利益等物质性因素，忽视了文化的力量，包括情感、偏见、价值观和信仰对决策者的行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在史学同行眼里，外交史成为衰退的领域，“守旧、呆板、缺乏想象力，甚至无关紧要”，(12)进入了“长期危机”之中。(13) 为了摆脱危机，外交史家从两个方面对外交史学进行改造：一是转向对文化因素的重视，二是国际化。国际化的最早倡导者是入江昭。1988年，他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题为《史学的国际化》的主席演讲，指出美国外交史研究存在过分“国家化”(nationalization)的倾向，学者们多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和国家风格等角度撰写美国对外关系史，忽视了美国政策与全球体系和其他国家的互动，以及跨国行为体的影响。他提出，美国对外关系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都应该“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实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他号召美国历史学家“扩大视野”，“使自己习惯于把美国历史不仅仅作为国家史，甚至不仅仅作为跨大西洋史，而且作为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就外交史而言，应该“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把整个世界视为研究的框架”。(14)1990年，韩德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年会上发表主席演讲，题目就是《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一个实施议程》。他提出，外交史研究若想走出危机，就必须运用多国档案，考察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对非国家行为体给予更多关注。(15)这些倡议得到外交史研究者的积极响应，使外交史成为最早淡化民族国家历史范式的史学分支。 几乎与此同时，研究美国国内史的学者开始对美国史研究中长期盛行的“美国例外论”展开批判。由于缺乏悠久的传统、共同的血缘和统一的宗教，历史写作对美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尤为重要。从18世纪末起，美国革命一代就开始通过书写独立战争的历史来构建美利坚人共同的过去，塑造美国的民族特性。早期的建国故事强调美国起源的独特性，其基本解释是：“美国是接受启蒙的欧洲所生育的婴儿，为自由的新生而奋斗，坚守住原则，不让‘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从世界上消失’。”(16)经过托克维尔等人的阐发，对美国特性的强调逐渐发展成美国例外论，并在美国历史解释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例外论对美国历史的基本解释是：美国的发展道路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美国的发展过程是自主和自足的，不受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美国发展道路超越了工业化国家(欧洲)普遍的模式和法则，避免了欧洲的阶级冲突、社会革命、贫富分化和专制暴政，展示了一个自由生长和发展的历史，并为世人树立了典范。19世纪末美国史研究中的“边疆说”(frontier thesis)是美国例外论的典型。二战后，以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和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等人为代表的“共识学派”(Consensus School)，更是大力倡导美国例外的思想，使例外论主导了60年代以前的美国史研究。 60年代后期兴起的妇女研究、少数族群研究、移民研究、后殖民研究，开始突破民族国家框架，并对美国例外论提出批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其根基。从90年代初起，美国例外论开始遭到学者日益猛烈的攻击。1991年10月，伊恩·蒂勒尔撰文指出，“按照德国的模式把历史视为民族国家起源和成长的经历，在很多国家根深蒂固，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传统仍有如此的活力”。其原因在于，“把美国视为历史正常模式和法则‘之外’的特例的前历史主义思想深深地嵌入美国的经验之中”，结果就是“在一个史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国际化潮流的时代，民族主义和例外论的传统仍然纠缠着美国史研究”。蒂勒尔认为，这种例外论无法“通过揭示其内在的逻辑矛盾或运用比较史学方法加以消除”，而只能通过打破美国史研究的国家框架来消除，也就是改变美国历史知识生产的条件，放弃单纯在国家框架内进行历史知识生产的做法，而把美国历史视为“跨国性主题的变种”(variation on transnational themes)，进行“跨国史”研究，从而使美国历史研究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藩篱，以开辟美国史写作的新的“国际史时代”。(17)1992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乔伊斯·阿普尔比也批评美国例外论忽视了美国历史的多样性，把美国视为启蒙运动在“政治上的奇迹”，是一种“特殊的、美国形式的欧洲中心主义”，而现在是超越例外论的时候了。(18) 对例外论的批判触发了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运动。1992年9月，《美国历史杂志》刊载了一组圆桌讨论，由美国以外的美国史学者根据自己的视角和经验，就美国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发表看法，讨论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问题。(19)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该杂志开始刊载外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论著目录，并约请国际特约编辑，设立美国史研究最佳外语论文和著作奖。后来，该杂志又多次就上述问题举行圆桌讨论或刊载专题论文。 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与纽约大学高等研究国际中心发起了“美国史研究国际化项目”，探讨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书写美国国家的历史。1997-2000年，该项目召开四次会议。2000年，发表了项目负责人托马斯·本德执笔的《拉比埃特拉报告》。会议论文集《全球化时代对美国史的再思考》也于2002年出版。(20)本德在报告中提出，自19世纪专业史学兴起以来，民族国家一直是历史学家最主要的关注对象和历史分析的单位，被视为“封闭自足的(self-contained)和内部无差别的(undifferentiated)”。但是，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对国家的新理解，并继而带来关于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新看法，即，有关国家“封闭自足和内部无差别”的这一假设“无论现在还是过去都是错误的”；国家和其他历史现象都必须被“重新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因为人口、资本、知识和物质的运动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政治单位之内；并非历史上一切有意义的力量都与国家相关联，民族国家并非历史分析的天然单位，历史学家必须扩大历史分析的范围，对大于国家的历史进程的意义表现出更多敏感性，关注超过民族国家范围的“更大的、跨国的情境、过程和身份”。就美国史研究而言，应将美国历史置于更大的历史情境中加以理解，“使美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通过把美国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语境中，将美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美国的特性，同时又能“避免简单化的美国例外的主张”。(21)该报告产生了巨大影响，国际化与跨国转向逐渐成为美国史学家的共识。卡尔·瓜尼利认为：“核心问题不是国际化是否将发生——国际化已经改变历史研究——而是国际化如何向前推进以及如何影响历史教学”。(22)另一位历史学家总结说：“在过去十年间，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或‘全球化’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圣歌”。(23) 2006年12月，《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一组关于跨国史的对话。如果说，本德的报告主要是从如何丰富和深化美国史研究的视角来讨论跨国史，把跨国史视为在全球化时代重新书写美国国家历史的新方法，那么，在这场对话中，跨国史被视为一种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各种超越领土疆界、把不同国家和社会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包括跨国网络、制度、思想和过程。用斯文·贝克特的话说，跨国史要“重建人类过去经历中超越了民族国家、帝国或其他政治领土范围的那些方面，这使跨国史与过去百年中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书写的大部分历史区别开来”。(24)也就是说，跨国史不是关注民族国家疆界内发生的事情，而是关注那些超越领土疆界的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和人员的流动。 2009年，《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词典》出版，来自世界25个国家、分属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350位作者为之撰稿。词典编者把19世纪中期视为跨国史的开端，将1850年以来的跨国现象分为九类：人口流动；世界秩序与失序；文字、声音和影像；产品与贸易；地球的环境、资源与基础设施；空间与事件；身体与灵魂；概念与过程；团体与事业。(25)不难看出，词典作者通过跨国史框架而不是民族国家框架或国际关系史框架来看待现代世界的历史，不再把现代世界的历史视为各个国家历史的汇总或国际事务的编年，而是人员、商品、思想和技术相互联系和流通的历史。该词典的出版标志着跨国史已经成为公认的史学研究领域。 大体言之，到21世纪初，“跨国史”已经成为史学界的时髦词汇，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和书写民族国家的历史，突破民族国家的框架把跨国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已经成为美国乃至西方史学界强大的学术潮流，并开始挑战民族国家史学的主导地位。“民族国家不再被毫无批判地接受为历史研究的‘天然’单位和历史著作的‘天然受众’”，(26)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在国家之外寻找和发现有意义的历史。他们的努力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把跨国史作为理解和阐释(美国)国家历史的新视角和新方法(approach)；二是把跨国史作为以历史上跨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分支(subfield)。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