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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员的功劳与开国爵的封授 北魏国家是将担任六品以上的职官作为封授开国爵的前提条件，但是，不是这些品级范围内的职官都可以获封开国爵。实际上，北魏国家还依据这一品级范围内官员所立功劳来封授开国爵，就是说，只有立有功劳的六品以上官员才能够获得开国爵的封授。不过，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所依据的功劳是有区别的。《魏书》卷三一《于栗磾传附于忠传》：“(于忠)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开国公，食邑九百户。”《魏书》卷二七《穆崇传附穆顗传》：“(穆子琳)除尚书屯田郎中。出帝即位，以摄仪曹事，封高唐县开国男，邑二百户。”可见，于忠获封开国爵依据的是军功，而穆子琳获得开国爵的封授，则依据的是事功。这就是说，北魏国家一般是将官员的功劳分为军功和事功来进行开国爵封授的。 如前所述，道武子孙在王爵封授上是具有特权的。但是，北魏国家为他们封授开国爵，却要依据他们的功劳。这同一般官员是相同的，他们并不拥有特权。例如元恭“淮南肃清，君之功也。赏兖州平阳县开国子，食邑三百户。”(24)又如元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德县开国公，食邑五百户。”(25)很明显，道武子孙要获得开国爵的封授，他们立有功劳是获得封授的基础。不过，需要提及的是，在开国爵的封授上，北魏皇帝尚有施恩的做法。《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上·赵郡王干传》：“(元谌)罢州，除宗正卿、都官尚书。以亲例封上蔡县开国公，食邑四百户。”应该说，这是在开国爵封授上很少见的事例。可是，出现这种情况却是有原因的。元谌原来应该是王爵的继承者，但不受其父宠爱，而没有继承王爵，所以朝廷只好以封授他开国爵作为弥补，因而，这并不是常规固定的封授。但由此更可以看出，北魏国家确定以功劳封授开国爵的原则，实际是获得爵位封授的唯一途径，就是对享有王爵封授特权的道武子孙也是如此。 从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所依据的军功来看，采取的方式不是单一的。但主要的方式是依据受爵者本人的军功。《魏书》卷二四《邓渊传》：“中山王英攻义阳，(邓)羡为军司……羡以义阳军司之勋，封安阳县开国子，邑三百户。”显然，邓羡可以受封开国爵，就是因为他本人立有军功。但是，北魏国家并没有将依据的军功仅限于受爵者本人的功劳。《魏书》一九中《景穆十二王中·任城王云传附元世俊传》：“(元嵩)后从平沔北，累有战功，除左中郎将，兼武卫将军……肃宗时，追论嵩勋，封世俊卫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魏书》卷七一《江悦之传》：“庞树，南安人。世宗追录谋勋，封其子景亮襄邑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很显然，元世俊、庞景亮受封开国爵，就不是他们本人所立的军功，而是他们父辈的军功。这说明，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时，是可以将父辈的军功与本人的军功同样对待的。这样，也就将受封开国爵由父辈转为子辈，使子辈成为受益者。换言之，这种封授开国爵的做法，是要彰显父辈的功劳，但实际却是通过功劳的转移来实现爵位的封授。 北魏国家依据军功封授开国爵的具体做法也是不尽相同的。《魏书》卷四五《杜颙传》：“萧宝夤起逆，(杜)颙据州不从……以守岐州勋，封平阳县开国伯，邑五百户。”这里提到的“以守岐州勋”，就是在一次战役中立下的军功，但在国家授爵时特别提到，显然所立功劳是比较大的。这说明，北魏国家可以依据一次重大的军功就能够为立功者封授开国爵。 北魏国家实行更多的做法，则是将官员的军功加以累计后，才进行开国爵的封授。《魏书》卷七○《李神传》：“(李神)频有军功，封长乐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很显然，李神获得开国爵的封授，是因为他多次立有军功。为了合理地封授开国爵，北魏国家对官员所立的军功都有明确的记录。《魏书》卷四一《源贺传附源子恭传》：“(源子恭)征拜右光禄大夫、给事黄门侍郎，仍本将军。录其前后征讨功，封临颍县开国侯，食邑六百户。”这里提到对源子恭“录其前后征讨功”，正是累计记录他的全部功劳，然后才进行爵位封授。可见，对官员所立军功记录的累计，正是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的重要保证措施。 北魏国家对立有军功，但没有及时获得开国爵封授的官员，则采取追论军功加以封授的做法。《魏书》卷三九《李宝传附李神俊传》：“庄帝纂统，以神俊外戚之望，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追论固守荆州之功，封千乘县开国侯，邑一千户。”据此可见，李神俊所立固守荆州的军功，距离封授开国爵的时间已经很久。可是，北魏国家仍然可以通过追论军功的方式，使他获封开国爵。当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开国爵封授的人数还是不少的。例如镇南将军崔延伯“以往在扬州，建淮桥之勋，封当利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26)又如顺阳太守张烈“世宗即位，追录先勋，封清河县开国子，邑二百户。”(27) 综上可见，北魏国家确立了对立军功官员可以获得开国爵封授的原则，但在依据军功封授开国爵的具体做法上，却是不固定的，表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北魏国家实行多种不同封授做法的目的在于，要使立军功者都能获得开国爵的封授，不至于出现遗漏的情况，并且，使开国爵的封授，基本符合官员所立军功的情况。这样，才能使开国爵的封授成为国家军事活动中的重要奖励，进而在对内、对外的战争中，对受封官员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 北魏国家不仅使开国爵的封授与军事活动结合，还使开国爵的封授直接服务于皇帝的施政。这样，在皇帝施政活动中，恪尽职守的官员也可以获得开国爵的封授。也就是说，官员通过为皇帝建立事功也能够受封开国爵。从因事功获得开国爵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对官员在维护皇帝统治上所立功劳的奖励。例如崔光“以奉迎肃宗之功，封光博平县开国公，食邑二千户。”(28)当然，对掌握朝政的皇太后尽忠，也可以获得开国爵。例如谷士恢尽力帮助灵太后返政，获“封元城县开国侯，邑七百户。”(29)尽力参与新皇帝即位活动的官员，也同样能够获封开国爵。例如杨顺“预立庄帝之功，封三门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30)北魏国家对不追随反叛势力反对皇帝而坚决抵制的官员，就更要给与开国爵的封授了。《魏书》卷四五《辛绍先传附辛子馥传》：“元颢入洛，(辛)子馥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颢，拘子馥，并禁家口。庄帝反政，诏封三门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就是明证。 北魏国家还对在为皇帝所做具体事务中建立卓著功劳的官员，也给与开国爵的封授。当然，这些具体事务是多方面的。《魏书》卷八四《儒林·李业兴传》：“(李业兴)后以出帝登极之初，预行礼事，封屯留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说明北魏国家对在操作皇帝登基礼仪上担当重要事务的官员，一般都要封授开国爵。对参与皇帝陵墓修建上建树功劳的官员也是如此。例如封?{“永熙中，以营陵功”，受封“城阳县开国子，邑三百户。”(31)不仅如此，对很好完成皇帝交给巡视事务的官员，也在封授开国爵之列。例如都官尚书卢同因“慰劳德兴之功，封章武县开国伯，邑四百户。”(32)陪侍皇帝能恪尽职守的官员，获得?开国爵封授的机会就更多。《魏书》卷六○《韩麒麟传》：“(韩子熙)以奉册之故，封历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魏书》卷八四《儒林·孙惠蔚传》：“(孙惠蔚)延昌二年，追赏侍讲之劳，封枣强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可见，韩子熙由于为皇帝掌管典册，而孙惠蔚则因做皇帝的侍讲，都获得了开国爵。这些情况说明，使官员获得开国爵封授的事功，都是因为参加与皇帝的事务有关的活动才取得的。而官员不直接涉及与皇帝事务有关的活动，也就很难获得封授开国爵的机会。 北魏国家为了鼓励官员尽力尽忠于皇帝，不仅对官员本人立功要进行封授，并且，还可以依据父辈的事功封授开国爵。《魏书》卷四○《陆俟传附陆睿传》：“(陆睿)降五等之爵。以丽勋著前朝，封睿巨鹿郡开国公，食邑三百户。”这里提到的陆丽正是陆睿之父。显然陆睿获得开国爵，正是因为其父为献文帝立有大功。由此可以看出，北魏国家这样的目的，正是要鼓励官员尽忠朝廷。这样，不仅可以使本人获得爵位的封授，并且，还可以惠及子孙，使他们也成为获得开国爵的受益者。 这些因事功获得开国爵封授的事例表明，北魏国家是将开国爵的封授与皇帝的施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封授官员开国爵的目的，是要使他们为皇帝尽忠，因而，开国爵的封授就是一种“赏忠勋”(33)的做法。当时国家正是要以开国爵为官员带来的显要身份地位和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使受封爵官员尽心竭力地为皇帝的施政活动服务，进而能够使这些有爵位的官员成为保证皇帝统治稳定的有力的支撑力量。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北魏开国爵的封授中，军功和事功是授爵的依据，因而，对官员功劳的掌握和记录就是国家重要的事务。《魏叔孙固墓志铭》：“(叔孙固)预补天之功，参扶危之力。册勋有典，封临济县开国侯。”(34)这说明，北魏国家对官员的功劳是要明确记录在典册上的。北魏国家对记录功劳的典册是由专门职官掌管的。《魏书》卷七六《卢同传》：“肃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窃冒军功。(卢)同阅吏部勋书，因加检覆，得窃阶者三百余人。”这里提到的“勋书”，实际就是记录功劳的典册。由此可见，这些功劳典册，实际是由吏部尚书掌管的。正因为如此，也就使北魏国家在封授开国爵时，可以明确地把握受封者的功劳，不至于使开国爵的封授出现太多的偏差。 不仅如此，由于官员所立功劳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开国爵的封授和确定爵位等级的高低，所以，北魏国家实行严格的法律，防止虚报功劳。《魏书》卷六六《李崇传》：“(元)渊表崇长史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崇坐免官爵。”这说明，北魏国家严格防止在官员上报功劳时，出现假报“功级”的情况。应该说，北魏国家对功劳作假者的惩处是很严厉的。可是，由于功劳的记录直接关系到开国爵的封授，因而，在利益的诱惑之下，“窃冒军功”的情况也就不断出现。孝明帝时，尚书左丞卢同针对吏部出现功劳作假的情况曾上书建议：“自今叙阶之后，名簿具注加补日月，尚书印记，然后付曹。郎中别作抄目，印记一如尚书，郎中自掌，递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奸罔。”(35)孝明帝采纳了卢同的建议。这说明，北魏国家是要试图尽力加强对功劳典册的管理，以便有效地制止功劳典册管理混乱状况的出现。因为功劳典册管理的不实，也就必然造成官员职位升迁和爵位封授的混乱。不过，由于孝明帝以后，朝政腐朽，统治秩序败坏，因而，也就不能完全防止在功劳典册的管理上，不出现造假的情况。正因如此，北魏国家也就很难使开国爵的封授合理、准确地体现出对受封官员所立功劳的奖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