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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研究领域的开拓 除了继续从事原有治学内容外，道光年间的汉学家开始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其中最重要者为西北史地学、金石学、诸子学、今文经学，这些新领域肇端于乾嘉之际，发展于道光年间，盛行于清季。晚清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危机四伏、战争不断的时代，道光朝是这个时代的开始。此时朝廷亟需对付的是内部危机，如西北地区局势动荡、三大政和吏治的改革等，在学术上的反映表现为士大夫对西北史地学和今文经学的关注。因而，汉学一些新领域的发展与其时的时局关系密切，边疆危机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持续发展，悲风骤至的衰世也使道光年间的今文经学与乾、嘉年间相异，经典研究开始与政治变革交织在一起。 1.道光显学：西北史地学 虽然系统严谨的西北史地研究始于乾嘉之际的山西学者祁韵士(17)，但是蓬勃发展却是在道光年间。在此期间，京师是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中心，当时主要的西北史地学者聚集或往来于此，如徐松、张穆、沈垚、何秋涛、俞正燮、龚自珍等。西北史地学在道光年间的迅速发展，与三个因素相关：其一，在京师形成了一个研治西北史地的学人圈，这些学者，相为师友，彼此影响，流风所被，遂演成道光显学。清末民初政论家刘禺生曾道：“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订、校勘之后，毅然别开门面，有志于辽、金、元史，及西北舆地之学。于是张石洲(穆)、何愿船、徐星伯蔚然崛起。”(18)其二，时局发生变化——嘉道之际西北边疆重现危机(19)。时势的变化需要对新疆史地有确切了解，这种需求激起部分学者对西北史地的关注，包括道光帝在内。正因为如此，因事仍贬在新疆的徐松(20)主纂的《伊犁总统事略》被呈献给道光帝后，不但得到其赏识，赐名为《新疆识略》，而且受到召见，复被启用。因此《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编者认为新疆危机“可能推动了边疆研究”(21)。其三，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与民族危机促进了西北史地学的发展。道光年间，西北史地学著述增多，代表作有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沈垚的《新疆私议》、《西游记金山以东考》，张穆的《蒙古游牧记》，魏源的《圣武记》等。这些著述的产生与边疆形势的恶化以及经世致用精神的重振有关。如《蒙古游牧记》的撰述目的在于“稽史籍，明边防”，补“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22)之缺憾。《圣武记》之撰写则是魏源基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刺激：“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议论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23) 道光年间，部分汉学家以西北史地为纽带，他们“烹羊炊饼”，“剧谈西北边外地理”(24)，形成独特的研治西北史地的学术群体，其中以徐松、魏源、龚自珍、沈垚、张穆、何秋涛为代表，撰写、刊刻了一批影响极大的学术著作，掀起研究西北史地的热潮。咸丰年间随着魏源、何秋涛的相继去世，西北史地学趋于岑寂，直至光绪中叶才步入又一个繁荣阶段，如陈寅恪所言：“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赏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25)因此，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嘉道咸和光宣两个阶段，其中，道光时期是前一阶段的核心。两个阶段的学者虽无师生之谊，但是，后者通过搜集、整理、刊刻前者的著述，而将西北史地学研究延续下来。 2.考古释文：金石学 金石学始于北宋，到清朝达到极盛(26)。清代的金石学包括研究历代碑刻的石学和研究商周铜器的金文学，前者肇始于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后者以阮元的《积古斋钟鼎款识》为滥觞。金石学在清代隶属汉学，与小学一样，出于考证经史之需要而连带发展起来，道光年间演为专门之学。民国有学者认为：“道光朝之人文鼎盛，为不可及也。自尔时风气一变，专门之学颇有突过前人者，尤以金石日录为最。”(27) 在乾嘉年间已有很多名家涉足石刻碑文研究，如钱大昕、王昶、翁方纲、孙星衍等。自从阮元于嘉庆九年编刻《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后，学者开始利用商周铜器上的文字补正《说文解字》。道光年间汉学家金文石刻并重，如吴荣光(28)著《筠清馆金石记》、张廷济(29)著《叔未金石文字》、朱为弼(30)助阮元编辑《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式芬(31)著《捃古录》、瞿中溶(32)著《古泉山馆金石文编》、陈介祺(33)著《簠斋吉金录》、吴云(34)著《两罍轩彝器图释》等。正因为众多的学者热衷于对彝鼎碑版的搜辑、整理和考证，所以“道咸同间……治经之外，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35)。 3.考据延伸：诸子学 诸子学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衰落了，尤其是墨学。乾嘉时，出于考证经史的需要，汉学家开始辑佚、校勘、注释诸子，诸子学研究亦于此时复苏。进入近代，西学东渐，引起更多学者对诸子的重视、发掘、研究，诸子学研究出现了繁荣景象。道光年间处于乾嘉和近代之间，汉学家在此阶段对诸子的辑佚、校释为诸子学在近代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诸子学是清代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虽然在乾隆年间就已有学者注意诸子，并在考证经典中涉及诸子，但是这种工作是零散进行的，没有形成规模。道光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但出现了标志性著作《读书杂志》(36)，还出现了如蒋光煦之《斟补隅录》，陈奂之《荀子异同》，严可均之《商君》，陈逢衡之《逸周书补注》，《竹书纪年集证》，朱右曾之《周书集训校释》，汪远孙之《国语考异》、《国语发正》，程恩泽之《国策地名考》，林春溥之《战国纪年》等重要著作。 诸子学研究在嘉道之际开始复兴，至同光年间大盛，有学者认为这一阶段的诸子学“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已经可以与乾嘉诸老相比美”(37)。同光年间的诸子学研究深受道光年间学者的影响，如俞樾的《诸子平议》就是模仿《读书杂志》而成。梁启超云：“荫甫私淑石臞父子，刻意模仿，《群经平议》模仿《经义述闻》，《诸子平议》模仿《读书杂志》。但他并非蹈袭，乃应用王家的方法，补所未及。”(38)孙诒让撰述《札移》也受了《读书杂志》的影响，其在《札移叙》中说：“诒让学识疏谫，于乾嘉诸先生，无能为役。然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寤。”(39) 道光时期虽然处于中国进入近代之际，但是诸子学研究并未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不改乾嘉考据途辙，这是其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诸子学研究的不同之处。然而，此时期的研究与乾嘉时期相比，由于时代的变化亦有发展，不仅仅专注于对子书的考证、校释，而且增加了经世匡时的用意。如魏源著《老子本义》就是为了阐发《老子》的社会价值和发挥其以子经世的主张，他对《老子》的评价极高：“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之书也。”(40) 4.超越常州：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始于乾隆后期常州庄存与(41)著《春秋正辞》。庄存与治《春秋公羊传》影响了他的戚属如庄述祖(42)、刘逢禄(43)、宋翔凤(44)等，从而形成了常州学派。周予同曾将清代今文学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今文学派，崛起于庄存与，成立于刘逢禄，而下终于戴望；后期的今文学派，轫始于龚自珍，发展于康有为，而下迄于崔适。”(45)今文经学虽在乾嘉年间得以复兴，但是它在全国逐渐形成影响却是在道光年间。咸丰年间东南连年战乱，今文经学的发展也就此告一阶段。在此阶段，刘逢禄和宋翔凤为今文经学的传衍做出了重要贡献。刘逢禄和宋翔凤不但著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春秋公羊解诂笺》和《论语说义》昌明今文家法，推进了今文经学的发展，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始治今文经。如魏源和龚自珍分别于嘉庆十九年、二十四年从刘逢禄治《春秋公羊传》。魏源撰《诗古微》、《书古微》，欲使《诗》、《书》恢复西汉家法，以明西汉的微言大义，龚自珍撰《春秋决事比》彰明《公羊》，从董仲舒以“《公羊》决狱”。另外，宋翔凤结交广泛，对咸同之际的东南学者亦有影响，如戴望(46)曾从宋翔凤游，撰《论语注》，以《公羊》义例说《论语》(47)。 李慈铭指出：“自道光以来，经学之书充栋，诸儒考订之密，无以复加，于是一二心思才智之士，苦其繁富，穷年莫殚，又自知必不能过之，乃轫为西汉之说。”(48)道光年间是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地域来说，治今文经者已不限于常州，而是发展到东南一带，代表学者如魏源、龚自珍、凌曙、陈立、邵懿辰、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柳兴恩等。从研究范围来说，今文经学复兴初期，专治《公羊》，道光年间，宋翔凤作《论语说义》、魏源作《诗古微》、《书古微》、邵懿辰作《礼经通论》、柳兴恩作《谷梁春秋大义》，将今文经学的治学范围扩展到《诗经》、《尚书》、《论语》、《仪礼》、《谷梁传》。从对古文经学的态度来说，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庄存与并不反对古文经，对汉学家的治学方法也没有抵触。但是到了嘉道之际，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质疑《左传》，邵懿辰之《礼经通论》非难《逸礼》，魏源之《诗古微》攻击《毛传》，因此，此时的今文学者对古文学有不同程度的排斥，今、古文学派壁垒逐渐确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