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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汉宋之争走向汉宋调和 汉宋之间的争论是清代重要的学术思潮。清中期汉宋之间相互排斥，清末汉宋之间由斗争转为调和，道光年间，正处于这一思潮发生变化的转折点。钱穆先生说过：“乾、嘉学者严辨汉、宋，道、咸以下辨今、古文，而宋学转非所斥，为一变。”(49)汉学家由对宋学的批评攻击转为兼重程朱理学。虽然直接暴露汉宋对峙的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正是此时面世，不过在嘉庆初年，主张调和汉宋的论调已起，如王引之提出治经“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50)的观点，段玉裁也一再反思独尊汉学的偏颇：“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51) 进入道光年间，王朝危机与汉学本身的积弊相交织，使学者认识到尊汉黜宋，无论于国计民生还是个人道德都会造成不良后果。潘德舆对道光时因学风不振而引起世风下滑深感忧虑：“昔胜国之士，以好讲学为风尚而行衰；今日之士，以恶讲学为风尚而行亦衰……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为士者必恶讲学，不特心性精微之言不偶一关虑，即伦纪理乱、官守清浊、民生利病之大故，父兄于子弟，亦未有敢相诏告敦勖者，况师友间哉！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徒发愤太息，卒不知由于数十年前，大官之有文学者率深嫉讲学，成此风尚，而士行乃衰；士行衰，而后官箴、民俗、生计、狱讼交受其弊也。”(52)即使早年专注训诂考据的段玉裁在晚年也发出感慨：“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53)因此，考据义理不可偏废已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同时，有些学者提出调和汉宋的主张。 道光年间的汉宋调和在地域上呈现一个特点，就是以东南数省如浙江、福建、广东、湖南为突出。这些省份在乾嘉年间崇尚宋明理学，嘉道之际学风始转向汉学，所以，这里的学者调和汉宋的倾向更为明显，民国学者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为此特以“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列传”为题列一名目予以收录。 汉宋调和是晚清学者提倡的重要学术思潮，凡论述晚清学术之著述对此都很重视，不仅《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如此，刘师培在其《近儒学案》中也为调和汉宋者专列一案(54)。在晚清提倡汉宋调和最著名者，皆属于道光时期，如江苏之李兆洛、丁晏，浙江之黄式三(55)、徐时栋、广东之林伯桐、陈澧等，其中尤以黄式三、陈澧为著。黄式三于经学精三《礼》，治学有宗主而无门户，《清儒学案·儆居学案》称其：“博综群经，尤长三《礼》，谨守郑学而兼尊朱子”(56)。陈澧本人没有一部阐述义理的专门著作，他对汉学、宋学的调和更多地体现在学风的倡导上。他编辑了《汉儒通义》和《朱子语类日钞》，以使世人明白汉儒也讲义理。陈澧的汉宋调和论，在晚清影响很大，直到民国年间，学者还认为道光年间“为汉宋兼容之学者，其端起于李申耆，而终于陈兰甫”(57)。不过，调和汉宋并非易事，汪士铎曾说：“好学难，聚书难，身心闲暇难，无汉、宋之意见难。”(58)终清之世，汉学家对汉宋调和之意见始终未能一致，门户之见也始终难平。 道光年间学术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对近代之汉学家接受西学不无益处，其时接受西学的汉学家几乎均不存门户之见。近代调和中西文化影响最大的论调莫过于“中体西用”，而最早提出“以中国之伦常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冯桂芬，《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称其“说经宗汉儒，亦不废宋”(59)。又如湖南学者王先谦，虽然反对康、梁的变法理论和激进改革，却不反对引进西方先进事物以图自强，这与其一贯的崇尚考据，但亦讲宋儒义理的治学态度有很大关系。再如张之洞立足汉学亦讲宋学，他说：“通经贵知大义，方能致用，义理必出于训诂。于是因训诂而事考据，因考据而务校勘，久之渐忘本意，穷末遗本，买椟还珠，于身心、世务全无关涉，此汉学之流弊也。若能通西法以得自强之术，博汉学以为明理之资，是西法正为中国所用，汉学正为宋学所用，岂非快事、便宜事。”(60)这种思想与其一再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二者不可偏废正相一致。因此，从转变学术思想这一角度来看，道光年间兴起的汉宋调和思潮确实有利于淡化学者心中的门户观念，打破因中西学术相异而产生的思想障碍。 道光年间既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开端，在学术发展中也处于承上启下的关节点。如果从整个清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道光朝正处于一个逐渐形成中的新的学术格局的起点。就汉学而言，乾嘉之际，小学、校勘、辑佚、版本目录、史学、天文历法等传统治学领域发展至顶峰的同时，新的治学领域和思想已露端倪；在沿袭乾嘉诸老的治学方法和内容的基础上，道光年间，汉学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地域上的扩展，新领域的兴起，学术思想的转变，皆从此时始有显著发展。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旧的学术格局逐渐被打破，汉学在道光年间的新发展对晚清学术的整体发展不无影响，如兼容程朱理学有利于宋学在道咸之际的复兴，诸子学研究的繁荣有益于晚清学术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展有利于西学东渐等。而汉学的发展也受益于逐渐变化中的学术格局，如逐渐渗入的西学促进了天文历算的演进，正在衰落的儒学有益于诸子学的复兴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