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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1940年，李源澄指出浙东史学特征有五：“经史合一；子史并重；学贵宏通；注重当代历史；文以适用为主”，而“每当浙东学术之兴起，即具有反时代色彩，此五者必为标帜”[32]18。考察民国学人对浙东学术的建构，的确皆有“反时代”、推陈出新的意图。在新史学家眼中，浙东史学成为沟通中西，以新史学再创文明的有效途径。而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刘咸炘、蒙文通，则以浙东史学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 刘咸炘自诩：“初得实斋法读史，继乃推于子，又推及西洋之说，而自为两纪以御之。”[3]2124诚如萧箑父先生总结：“所谓‘两纪以御之’，乃以‘两’为纪纲、通贯一切事物、学理，于史‘论世’，通古今之变；于子‘知言’，明左右之异。即在一切事理之相对、相待、相反、相因的‘两端’中，以道家法‘观变’，以儒家法‘用中’，辨其同异、察其纯驳，定其是非。”[33]2刘咸炘贯彻“两纪”之法，调和古今中西学术之争：“知进化之专属智巧，则廖平之说不攻自破；知死道之传于二氏，则宋儒之偏不辨自明”。“知冷后热前之非中，则印度、西洋不如中国；梁漱溟知其分而不知其合，今日东西学人之迷惘无主，诚可哀也。”[34]692“两纪”之法是“采西方专科中系统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此非求功凿于他山，乃是取釜铁于陶冶”[35]2329。这种原理方法源自章学诚，其中以六艺统群书、以道统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主旨都取法浙东学术。刘咸炘构建以章实斋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这成为刘咸炘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的基本方法与宗旨。 蒙文通“少好今文家言”，晚年曾作诗明志。诗曰：“当年桶底脱耶(也)非，祗(缘)今觕领(解)圣言微。传经伏女曾过我，为检遗书(编)述(测)指归。”[9]56今文学解圣言、测指归的宗旨是蒙文通学术的根亥，传承、扬弃廖平今文学贯穿其学术生涯始终。程千帆曾言：“他(蒙文通)的学问源于清末四川今文经学的大师廖季平。他是把廖季平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用现代学术加以表现出来的。”[36]157如果说廖平“不免尊孔过甚，千溪百壑皆欲纳之孔氏”[2]144，蒙文通则以史证经，秉持以经御史、以简执繁之意，通过南宋浙东史学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蒙文通将南宋浙东史学阐释为“儒史相资”的典范，批评“近数十年来论中国历史者，受‘历史法则’影响甚巨”。针对这种现象，蒙文通以浙东史学为典范，著《儒学五论》，以构建中国的国史体系[19]。蒙文通强调：“以科学整理国故，不若以国故整理科学为效之宏。”[10]207蒙文通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以南宋浙东史学为凭借，以期“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30]155。 李源澄认为，浙东史学“其力量仅足以与其时代有权威势力之学术相抗，而不能代之而兴者，其短长得失亦宜深论”[32]18。此语颇有以古喻今、夫子自道的意味。的确，在经史递嬗的洪流中，“输入新知”成为“再造文明”的关键，科学史学成为学术主流，刘咸炘、蒙文通等学人立足于传统文化、“以复古求解放”的方式实现学术转型的努力隐而不彰。在言必称“与国际接轨”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迫在眉睫，回到晚清民国中西新旧之争的源头，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当上可探明传统学术流变，下可考究未来学术走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