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第二军未能成军的影响 就清政府来说，第二军没有组编成军是致命的军事失误，直接影响了前方的战事。清政府在武汉前线作战的仅仅是第一军，在军事上没有绝对的优势，实际上处于劣势地位。从战略上说，没有第二军的战略配合，第一军便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这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前线清军兵力之不足，第二军未成军的客观事实，直接导致军事统帅袁世凯态度的转换，即由原来极力镇压革命党，逐渐变为以抚为主，以剿为辅，最后干脆与革命党进行南北和谈，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之结局。 (一)袁世凯前线将领对第二军的企盼 武汉战事就清政府方面来说，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荫昌10月13日率第一军南下，至30日袁世凯南下誓师，为陆军大臣兼第一军军统荫昌指挥，双方战事处于胶着阶段，政府军已经开始进攻汉口。第二个阶段，从10月30日袁世凯南下至11月30日，时间一个月，为袁世凯指挥阶段，政府军攻下汉口、汉阳，威逼武昌。荫昌指挥时期对第二军已经有所企盼，袁世凯指挥时期对第二军的企盼更甚。 实际上，袁世凯正式出山之前，就已经插手武汉前线的军事了。10月22日，他致电荫昌，主张先定守局，待充分准备好后再决进攻。他说：“前锋不竞，似宜择地集合，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再图进取。”(57)袁世凯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明晰的，两天后他致电内阁，重申他的这一思想。在安排具体军事部署时，主张派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先在前线进行进攻准备工作，再派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兵临武汉，配合第一军作战，可操胜券。他说： 内阁王爷、中堂钧鉴：辰。顷与冯国璋详细筹商，前敌各营，筹备多未完全，士气亦未大振，亟须迅派统将，驰赴阵地，妥为布置，并安抚军心，激励士志。一面速为筹备，以免贻误。逆匪迭次渡江攻扑官军，夺占刘家庙，其气力雄厚已可概见，非力弱负隅之贼可比，未可轻玩。拟请先派冯国璋充第一军总统，即由此迅赴前敌，商承荫昌，先布守局，候筹备完善，足以制匪，再图进攻。现宜昌、黄州、长沙先后不保，军情益紧，亟宜厚集兵力，速攻武汉。该处兵多素练，饷械充足，召号日众，又有兵工厂为之接济，实为诸匪之主脑。如克武汉，诸匪夺气，自将瓦解，不难依次荡平。拟请饬下府部即调第二军陆续开拔，在信阳州一带，择地集合。俟段祺瑞北来，即派充是军总统，会合第一军，早图规复。增此大军，前敌士气亦壮，反侧之徒亦可胆寒。建威销萌，裨益良多。是否有当，伏祈圣裁。(58) 清政府同意袁世凯的战略部署。25日，复电袁世凯：“著即照所拟办理，迅筹布置，以图进取。”(59) 应该说袁世凯的这一战略设想是非常正确的，其第一军司令官和第二军司令官分别由其最倚重的将领冯国璋和段祺瑞担任，第一军、第二军所属也几乎是他原来训练的北洋六镇精锐，指挥起来得心顺手。可惜他企盼的第二军始终没有开拔前线，尽管他一再请求，甚至是声嘶力竭。 27日，清廷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他武汉前线军事全权，即陆军部、军咨府也不遥控： 湖广总督袁世凯授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各军并长江水师暨此次派出各项军队均归该大臣节制调遣，其应会同邻省督抚者随时会同筹办，凡关于该省剿抚事宜由袁世凯相机因应，妥速办理，军情瞬息万变，此次湖北军务，军谘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以一事权而期迅奏成功。(60) 同日，袁世凯致电内阁，要求迅速派遣第二军开赴前线。他甚至抱怨军咨府，没有与他很好配合。他说： 查世凯前日电奏，请饬下军谘府、陆军部即调第二军陆续开拔，在信阳一带集合，俟段祺瑞北来，即派充是军总统等语。初四日已奉旨：著即照所拟办理，迅筹布置，以图进取，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在案。惟准军谘府来电，似尚未奉到此旨，究应如何办法，应请钧示祗遵。(61) 29日，清军进攻汉口的战斗已经打响，他再次请派第二军赶赴前线： 顷接荫大臣电开，匪在跑马场据极坚防御，死力抗守，我军奋勇进扑，并用炮力侧击，持久乃下，军队已抵汉口街市。惟官兵露营多日，奋力苦攻，实已疲倦，虽于汉口方面占领颇多，恐难逮覆匪巢。应否迅添调北军以为接应，并稍息兵力，悉候酌裁云。已复以虞电悉，忻欢莫名。兵入街市，恐涉兵险，请饬统将重悬赏格，或由西抄击，如能一气将汉口全复，固甚善，否则宜择要坚守，藉息兵力，切防反攻。并知会师舰游弋巡查，力遏武昌援匪，仍祈卓裁。近日已迭请军谘府早遣第二军前进，尚未得允，当再转请等语。半复汉口兵力已疲，请大府速发第二军接应(62)。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请清廷谕令第二军驻防区的行政长官和陆军部，赶紧将第二军所属各部队派赴武汉前线，以配合第一军攻克汉口：“拟请饬下陆军部、东三省总督、山东巡抚，迅令第五、第二两混成协及第五镇全镇，赶紧开赴信阳，以资调遣。”(63) 31日，袁世凯已经到达濒临前线的信阳，指挥清军主要是第一军持续攻打汉口。11月1日，清政府授予他内阁总理大臣，授权他继续指挥前线军事。次日，清军攻克汉口。4日，在总结汉口战事时，他致电清廷，埋怨第二军没有到位。他说：“汉口地居洼下，士卒守岸，两面受敌，日有伤亡，且日夜防守，兵力颇难支持。迭催第二军速来接应，迄未到防，后路阻扰退延，未知是何居心。然照此防守，兵力日疲，久恐生险。”(64) 埋怨是一方面，继续向北京请调第二军是根本之计。同日袁世凯致电内阁，即使第二军先到一部分，对前线来说也至关重要。他说： 党势复振。切盼第二军先来数人，用作分支，即可定期先取汉阳。现各镇、协兵只万余人，伏守襄河长江堤岸，枪炮互击，未敢轻调，必须分兵潜渡猛攻，方可得手。切盼。以上祈秘密，勿使军部员司知之。(65) 袁世凯对第二军的企盼，由此可见一斑。 (二)第二军对战局的影响 前面我们说过，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在军事上组编三军，第一军开赴前线，第二军续进接应，第三军留守后方，保卫京师，这是一项很好的战略举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第二军没有成军，更没有开赴战场，在武汉前线作战的仅仅是第一军。尽管第一军战绩颇佳，先后攻下汉口、汉阳，但毕竟是孤军(66)，在军队数量上与南方相比处于劣势(67)。这种情况势必影响前线将领的战略思考。事实上就是这样，袁世凯由最初的对革命党人主剿，后来逐渐改变为对南方主和，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68)。 11月3日，袁世凯致电内阁，初次表露了他的这一思想： 凯原意厚集兵力，克复武汉，即分胜兵，进复长沙、九江、宜昌、西安，不难尅日荡平。乃第二军迄未开来，前敌万余人，伏守江岸，延绵二十余里，与匪持隔江河，进退两难，疲劳已甚。迭经多方激励，幸皆奋勇。匪据形胜，枪炮星布，非增兵不足言进攻，非露宿风日，势难持久，而对岸枪炮，不时狙击，颇难立足。昨与冯国璋筹商，用奇兵袭取汉阳，然以疲兵渡河攻坚垒，死伤必多，尚无把握，未便轻举。(69) 14日，袁世凯奏报兵力不足暂停反攻汉阳。他说： 今日赴滠口，与萨镇冰、冯国璋及各统将详细筹商。匪在武昌、汉阳夹岸列炮，师舰稍逼，即有损伤。匪炮隐伏岸后，船炮命中綦难，只可扰击，助陆军声势，难大得效。陆军出发仅万余人，除拔守后路及伤亡外，应敌仅及万人，苦战七八日，坚守又数日，以万人分守江岸廿余里。匪占汉阳龟、黑、榆、梅子等山，罗列多炮临下，与汉口只隔一河，宽仅三四十丈，时备船只，乘隙偷渡。武昌距汉口江面，不过四里，蛇凤青等山，设炮对轰。汉口地居洼下，士卒守岸，两面受敌，日有伤亡，且日夜防守，兵力颇难支持。迭催第二军拨来接应，迄未到防，后路阻挠迟延，未知是何居心。然照此防守，兵力日疲，久恐生险，现拟就此兵力，谋攻汉阳，而顾此失彼，亦多涉险，两险并计，宜从其轻。反复筹思，策难万全……是否有当，伏祈圣裁，谨请代奏，世凯谨肃。寒。印。(70) 袁世凯这里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开至前线的第一军从其编制番号方面来说为两个镇，二万五千人左右，但实际上仅一万余人。具体多少人？为什么如此？将需进一步考证(71)。但我确信袁世凯的说法。因为如果确实是二万余人的话，他也不敢欺骗清廷说为一万余人。第二，第一军连日作战，既有伤亡，将士疲惫，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第三，第一军是孤军作战，第二军没有到防，没有战略配合，没有第二军的接应，将直接影响整个战局。加上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北方的陕西、山西也加入到南方阵营，此种局面对袁世凯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两周后清军又攻下汉阳，取得了军事上的又一胜利，但袁世凯与南方的和谈也正式开始了。 11月30日(十月初十日)袁世凯等关于代拟暂时停战条款致电冯国璋： 我军既未渡江，英使领现出调停，按公理未可拒绝。兹代拟暂时停战条款：一、息战时各守现据界线，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等情。二、息战之期订明由某日某时起至某日某时止，计三日，两军不得于此期内开战。三、军舰不得藉息战期内泊近武汉南北岸，以占优胜，须远驰武汉下游，至息战期满为止。四、停战期内，两军不得添军修垒及一切补助战力等事。五、息战之约，须有驻汉英总领事官画押为中证人，庶免彼此违背条件，以重公法。请转饬黄道与英领商办，有定议，速电示。黎党如派人来商事，可饬黄道、丁士源作执事代表接洽。除奏明外，望查照。昌、袁。蒸。印。(72) 12月1日，经过南北双方的努力，南北开始停战三天。袁世凯提出议和条款得到南方同意，英国领事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议和条款内容如下： (一)双方各自驻守现已占领的土地。不得秘密地进行侦察活动。 (二)停战期限定为三天。 (三)在上述期间内，军舰不得利用停战的机会在武昌或汉口南北两岸停泊，从而获得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在停战期满以前，军舰必须退往武昌下游若干距离的地方。 (四)在停战期间内，任何一方不得增调援军，修建炮台，或在其它方面增加军事力量。 (五)为了防止对这些条件的违犯行为，英国总领事应作为证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73) 从此，南北之间的战争开始转为南北之间的和谈，由军事解决转为政治解决。这种结局，我们似乎看到了第二军未能成军开赴前线的影子。 至于第二军未能组编成军开赴武汉前线的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五：第一，第二军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已经不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如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他们或是革命党人，或是倾向革命党的军人，他们在积极谋划响应武昌起义，因此对清政府的调令、军令抗命不遵。第二，地方官的一再请求，以地方重要为由，要求清政府不要将其辖区的新军开往前线，如第五镇，是在山东巡抚孙宝琦的一再请求下留驻原防的。第三，清政府高层，尤其是军事高层执行战略决策不力，或者说是动摇摇摆。如对第五镇的调遣，时而命其开拔，时而令其从缓。组编三军可谓英明决策，但贯彻不力。如果说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的军权一时被张绍曾、蓝天蔚所控制，那么第三镇的曹锟、卢永祥并非此类人物，清政府将第三镇改调之山西，对湖北战略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战略失误。第四，清政府军事决策者对袁世凯的牵制和制约。时军咨府大臣为载泽，军咨使为良弼，掌握调兵大权。二人为满洲贵族中强有力的反袁者，极力反对袁世凯出山，更反对袁与南方议和。期间是否主观上不向武汉派兵，以免增强袁世凯的实力，需要进一步的资料说明，但袁世凯对军咨府的抱怨是非常清楚的(见前叙述)。第五，北方革命党活动的影响。武昌起义之后，南方各省纷纷独立，建立起革命的军政府。北方各省中虽然仅仅有陕西、山西的独立，但北方各省中的革命党人的活动，虽然在运动独立中先后失败了，如山东、河南、奉天等，但他们的革命行动，牵制了清政府北方的军事力量，尤其是牵制了第二军不能南下，客观上配合了南方的革命。从第二军没有组编成功，没有开赴湖北前线的事例，我们看到了北方革命党的努力以及对整个局势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