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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政府覆灭的再思考 从以上我们对武昌起义后清政府组编新军三军考证分析中得出，清政府之所以很快覆灭，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前线武装力量之不足，即组编的新军第二军没有开赴前线，在武汉前线作战的主要军事力量仅仅是第一军。前线武装力量的不足，就使清政府没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以镇压革命党人。没有优势兵力镇压革命党人，改变了前线武装力量总指挥钦差大臣袁世凯的战略思考，由原来的一意主剿改变为与南方的妥协谈判，最终导致迫使清帝退位的结局。 从清政府组编新军第二军失败的原因中我们看到了北方因素的重要影响，而北方因素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滦州兵变，滦州兵变打乱了清政府的战略部署，牵制了第二军不能开赴前线，从而导致清政府武昌前线兵力之不足。而滦州兵变虽然有一些革命党人参与其中，但主谋者和主体力量均非革命党，而是改革派或者说立宪派，更明确的说是清政府新军中的立宪派力量(74)。从这一视角来看，清政府的被推翻，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力量，更有立宪派的力量；不仅仅是南方立宪派张謇、赵凤昌等人在武昌起义之后站到清政府的对立面，北方的立宪派尤其是新军中的立宪派在推翻清政府的过程中，他们策划的滦州兵变也对清政府的覆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清政府的被推翻，是革命党人、立宪派、北洋军事集团合力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革命党人一方面的力量。 武昌起义之后的第17日，即1911年10月27日，驻守滦州的第20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20镇第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20镇第三十九协统领伍桢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护理统制、第五协协统卢永祥(清廷组编第二军的主体力量)，在数次拒绝上级调他们开赴武汉前线的命令后，于是日发出要求清廷改良政治迅速立宪的上奏以及提出解决时局的十二条政纲，要求清政府立即予以答复，“主决可否，迅于二十四点以内，即颁谕旨，明白宣示”，并以极其强硬态度表示“谨披甲执戈以待复命”(75)，是为滦州兵谏。 滦州兵谏要求清廷改良政治迅速立宪的核心内容为：“皇位统系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之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而本于改定宪法，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76)就是要清廷放弃君权独大的日本宪政模式，采取英国虚君君主立宪政治体制，削弱君权，扩张民权，十二政纲是英国君主立宪模式的具体化。滦州兵谏的政治主张，否定了清廷的借立宪而集权的政治行为，而与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滦州兵谏的军事行动，充分体现了北方立宪派尤其是新军中立宪派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要求。 参加滦州兵谏的新军为新军第二十镇、第三镇和第二混成协，两个镇一个混成协(77)，是清政府编练的新军中的主要力量，不仅数量多，而且所驻扎之地距离北京很近，对清政府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在武昌起义之后不仅拒绝清政府的调遣，而且采取兵谏的方式威胁清政府，对南方革命党人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对清政府则给以沉重的打击。正如《滦州革命纪实初稿》的作者罗正纬所说：“绍曾、天蔚等联名奏请立宪，朝野闻知，咸相警惧，清廷措置，盖亦綦难，其利有三：一、摧折清廷专制之余威，压迫放弃政权，渐进至于逊位。二、揭破社会封建之观念，廓清革命障碍，使其顺利进行。三、极力唤起各方，一致奋起，援助革命之声势，坚决前进，在当时政局言之，转移关键，力同锁钥，革命过程，亦至重也。”(78) 清廷被滦州兵谏吓破了胆，对滦州兵谏的政治要求，不得不马上答应，1911年11月3日即颁布了《第十九信条》，可惜时间不容清政府再等了。不久，革命党、立宪派、北洋派三股政治力量的妥协与联合，共同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