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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字 满人取名，同样内容丰富，来源复杂，不妨作一概括梳理： 爱新觉罗氏命名，早期受蒙古文化熏陶。被清朝尊为肇祖的孟特穆，即蒙古人常用以取名的“孟哥帖木儿”（意为银铁）。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侄中，阿敏（蒙古语“气息”意）、济尔哈朗（“幸福”意）、皇太极（“王子”意）等，都是蒙古名字。 满人早期风俗朴而不雕，因受渔猎采集传统影响，常取禽鸟、猎具命名。在努尔哈赤家族内，多尔衮词意为“獾”、固尔玛浑词义为“兔子”、博和托词意为“驼峰”、杜度词意为“斑雀”等。满人阿穆瑚兰，即“哨牲口的口哨”；伊斯哈，即“松鸭”；乌勒格善，即“一年的鹿”；纳辛，即“马熊”；那满，即“山羊”；噶鲁，即“天鹅”；萨克达，即“母野猪”；鄂硕，即“架鹰的三指皮巴掌”；尼鲁，即“披箭”；萨喇，即“箭桶”；苏纳，即“牵狗的绳子”；逊塔，即“顽鹰的网兜”；鄂费，即“打野鸡的脚套子”。不一而足，俱详宗室奕赓：《清语人名译汉》。（11） 满人先世生活简朴，刳木为器。幼子命名，又有察哈喇（柳瓢）、萨马拉（大木碗）、阿卜萨（桦皮桶）之类。新生儿的排行或身体某个部位或特征，也构成名字来源。克勤郡王岳讬，意为傻公子、呆子；贝子傅喇塔，意为烂眼边；豫亲王多铎，意为胎。舒尔哈齐第八子贝勒费扬武（芬古），意为“老疙瘩”，即幼子，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意为“小”。颖亲王萨哈廉，意为“黑”；贝子博洛，意为“凉帽”。 满人有用数字命名之俗。 某人出生，祖父适值七十岁，因取名“那丹珠”（满语“七十”之意）。以后流行直接用汉语数字命名，如祖父时年六十二，即取名“六十二”。 满人早先命名，又有阿勒巴图（村粗）、阿礼（通天鬼）、阿彦托克托（灯笼）、阿勒哈（闪缎）、鄂勒和达（人参）、僧库勒（韭菜）之类，无不随意为之。 满人早期命名直露率真， 与其古朴的生活相得益彰，即便译为汉字，初期亦不以粗陋为羞。成书于崇德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作弩儿哈齐，多尔衮作多里哄。顺治九年修《清太宗实录》初稿本中，努尔哈赤孙萨哈廉作“查哈量”，侄拜尹图作“摆音兔”，女婿达尔汉额驸作“打儿汗额夫”，宗室篇古作“偏俄”。以后受汉文化濡染，始将寓意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美好、雅驯的字眼运用于名字中。 满人命名，原有自身传统与特色，入关前已受到汉文化影响。清初皇室中取汉名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顺治帝福临，取“福之将至”意。但因实录等官书中皇帝御名为避讳而缺笔，所以“福临”的满文究竟如何书写，无从得知。福临第二、五、七子分别命名福全、常宁、隆禧，均带有祥瑞之意。康熙帝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 他给十三子至十六子命名，源于《礼记》和《诗经》。 《礼·中庸》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被认为是吉事的征兆。《诗·小雅·鸳鸯》称：“君子万年，福禄宜之”。 “福禄”二字，多用为吉庆颂祝之词。十三子名胤祥，十四子名胤祯，十五子名胤禑，十六子名胤禄。 玄烨没有将十五子命名为“胤福”，是避父亲福临的名讳。胤，意为后代，与下一字配合，寄托了玄烨对后辈的良好祝愿。根据同时期碑刻， 宗室中镇国公 “构孳”（godzi）、“果色”(goose)，也是汉名[8]。 汉人民间，起名“狗子”的男孩俯拾即是，“构孳”是否脱胎于“狗子”，尚不敢断言。“果色”又名“高塞”，为清太宗皇太极子，清初著名宗室诗人。肃亲王豪格的儿子取名富寿（fuseo），封和硕显亲王。 既富且寿，取的都是汉语里的吉祥字。在碑刻中，他们的名字不仅满汉对应，而且是汉名在先，满名只是汉名音译[9]。 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吉祥字命名，在清代成为满人习尚。顺治九年（1652 年），取中满洲状元麻勒吉，授弘文馆修撰，改名氏曰马中骥（12）。诸如文元、永祥、崇善、富祥、贵福、德昌、景和、寿山、福海之类，都是满人中流行的名字。这类字词使用频率很高，为避免重复，只好用不同组合加以区别。乾、嘉名臣、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字开文，号时帆，本名运昌，高宗弘历特改名法式善，满洲语黽勉上进。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宝廷，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其二子一名寿富，号伯福；另一子名富寿，号伯富。 满人入关后易患痘疫，婴儿多早殇，取佛保、众圣保、众僧保、众神保、观音保、菩萨保、韦驮保等带有宗教色彩名字者屡见不鲜。康熙十四年《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铭》记辅政大臣索尼长孙女黑舍里氏生前取法名“众圣保”[10]；又康熙四十四年阿进达墓碑载：阿进达殁后，其妻生一遗腹子，祖母“捧负珍如掌珠，锡以佛名众僧保”，（13）意在祷祝神佛保佑婴儿顺利成长。这些命名改用汉语，远比满语易说易记，但仍带有满俗特色。 在汉文化影响下， 满人命名呈现由满化向汉化的演变，此等事例在碑文、契约文书、家谱中俯拾即是。笔者在《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一文中，曾就当时北京旗人中的姓名情况，作了初步概括[11]。指出，在汉文化涵濡下，满人取汉名或满洲式汉名不再是罕见现象，如契书中“贾宝宇”、“大嘴”之类，都是汉名；八十一、八十四、佛保，则是满洲式汉名；婴儿出生时按祖辈年龄数命名，是满洲旧俗，最初，数字命名使用满语，以后为简便起见改用汉语。则反映满汉习俗的陶融。 通过康熙年间碑刻， 可以看到满人姓名存在几种并行不悖的类型，反映了清前期北京地区满人命名的多样性：一类为地道满语名字，诸如萨什库、瓦尔大、舒禄、阿思哈、卜达、克什兔、乌尔兔、鄂那海、色勒、都赖、法保、立哥、阿你妈、聂尔兑、厄义兔、八兔、那尔布等皆是。一类为满洲特色汉名，如七十四、四十二、三进保、长寿、存住、常寿、常保、常有、福海、奴才、药师保、花子、老米、关保、三达子、黑达子、六十五、贵禄、老哥、保住儿、丫头、索住、观音保、伽蓝保、二哥、进保、常在、来住等。一类为冠汉姓满名，如王花子、刘保住、刘索住、白阿林兔、王白呀喇、赵拉达里、李五十八、赵六十八、鲍六十七、王克什礼、李五十、刘八十、张六十八、王二吉兔、白八十一、程六十儿、马二吉兔、王八十等[12]。 镶黄旗满洲人恒斋，由部外放，辗转至四川成都后生一子，因起名成都[13]。则说明满人命名亦具有一定随意性。 乾隆帝一向把维系满洲命名传统视为保持“国语骑射”的一个重要保证，屡屡颁行谕旨，对臣属的汉式名字加以“纠谬”。有宗室名“望瑞”，弘历认为他的名字用汉文联写，竟成汉人名字，下令更改（9）238。又有满人叫“何督”，认为其名与汉人无异，命改“和都”或“赫督”（9）246。乾隆帝规定满人取名只准用两个字，不准用三字，以与汉人相区别。 贵州按察使喜崇福进京谒见，乾隆帝指责说，“‘喜崇福’三字，竟似汉人名”，命他改为尼堪富什浑。又传谕八旗满洲、蒙古，嗣后旗人内有似此用汉人名者，永行禁止（9）255。 嘉庆年间，有觉罗名“觉罗太”，颙琰（嘉庆帝）严斥他“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14]。 一般情况，汉军旗人自清初以来多用汉姓汉名，但内务府汉姓人或汉军世家，因与满洲皇室贵族关系密切，几代以后，亦有受满俗影响而取满名者。内务府汉姓人高斌一族，因与乾隆帝结亲而地位显赫。从第三四代起，高氏族人多改满洲名字。又如汉军李氏一族，明末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之后，入清之初即有用满名者：李恒忠，满名宜哈纳；恒忠长子荣祖，满名立都；第三子显祖，满名塞伯理。老二房第八世献祖（一忠子），满名代都（戴都）；李鈊（献祖长子），满名华色（花塞）；李鑰（献祖次子），满名尹寿。老一房第十世向文，满名色冷（献箴第四子，又写色稜）。其满名之由来，初由清帝所赐。 恒忠的满名，是任侍卫时太宗皇太极所赐。其子显祖的满名，是任侍卫时世祖福临所赐。 老二房的献祖，年幼时亦曾担任侍卫，其满名是否皇帝所赐已不得而知。其实，至少在清前期，在满洲化的汉军家庭中，给新生儿取一个满名，并非寥若晨星的现象。 值得关注的还有汉军郎氏，《郎氏宗谱》（又题《牛胡鲁哈拉家谱》）载自明末至清光绪年间始祖郎玉以下十代世系。第七世廷辅、廷佐、廷弼、廷相，均以军功发迹，成为汉军名宦巨族。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程度上保持汉人传统和文化特性的世家，却在宗谱封面上特意署上《牛胡鲁哈拉家谱》七字。按：“牛胡鲁”即满语“nioheri”的音译，汉义为“狼”，转义为“郎”。郎姓，是满洲八大姓之一，载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渊源有自，但汉人郎姓与之风马牛不相及，却偏要使用这样一个满洲姓。其用意，实在耐人回味。以上情况，与满人不同，不妨说是内务府汉姓人或汉军人在一定程度上涵濡满文化的表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