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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代僧尼的师号 师号是以国家名义颁赐给僧尼的特殊名号，它既表明封建国家对接受师号者的尊崇，同时也是统治阶级笼络、管理僧人队伍的重要手段。按《大宋僧史略》的记载，自梁武帝至唐穆宗，虽然屡赐僧人以号，但都未形成制度，直到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左街云颢赐三慧大师，右街益彻赐净光大师，可孚赐法智大师，重谦赐青莲大师，僧人赐号之制方得以正式确立。师号之制自唐朝肇始后，中经五代十国，迨至北宋更加成熟。金代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传统，对僧人亦有师号之赐。而得赐师号者可享有一些特权，例如大定十三年（1173），“太常寺拟士人及僧尼道女冠有师号，并良闲官八品以上，许服花纱绫罗丝紬”［4］986，实际上直接提高了有师号僧尼的社会地位。 从现有史料的情况来看，金代师号有两字、四字、六字之分。两字者，如鼓山常乐寺主僧师彦号宣秘大师［1］975，甘泉普济寺法律特赐“严肃大师”［1］1588。四字者，如世宗之母出家后“诏以通慧圆明为号”［2］121，普恩寺之圆满和尚，有号曰“通元文慧大师”［1］948。六字者，如张行愿之长男出家为僧，号曰“慧休圆通辨正大师”［2］163，大定年间朔州广福寺新迁葬的亡僧中有“慈济妙空真教大师”［2］248。上述师号中，以两字、四字较为多见，六字则很少见。从辽、宋的情况看，师号字数的多寡应该和师号的高下有关，字数越多者地位越尊贵。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僧人的师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真定府通法大师先是赐号“究理”，后又“易师号曰通法”［3］（一）26。 赐予师号应当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宋代师号之赐，北宋初期多由左右街僧道录推荐或自行上表而得，自太平兴国四年（979）起，又严禁僧道自求紫衣师号，改由大臣、左右街道僧录向中书门下推荐。参见唐代剑《宋代道冠紫衣、师号制度》，《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1期。金代僧道管理体系大多沿袭了唐宋制度，故金代师号之赐也应源于大臣或佛教管理机构的推荐，五台山善慧大师于天德年间得赐师号即源于“有司以慧行闻于帝”［5］131就是一个例证。 金代僧尼除了有政府颁赐，用以表彰佛学修为的师号，还有与师号相似但实际上反映僧尼佛学术业之长的所谓“学位”号。僧尼“学位”号之称是借鉴了张国庆先生提出的概念。参见张国庆《辽代僧尼法号、师德号与“学位”称号考》，《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佛教有三藏十二部经、八万四千法门，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即使穷毕生之力恐怕也难以通读，因此，僧尼往往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在经、律、论三藏中选择不同的经典加以研习，“学位号”则直接反映出他们所习何业，所长何学，在石刻史料中，这种学位号常常以“讲×（经、律、论）的方式呈现。从石刻史料的情况看，有的僧人只习一藏，例如，朝阳市双塔区发现的一方泰和三年（1203）经幢，其第六面刻有“讲经沙门僧慧□、讲经沙门僧了常、讲经沙门僧了琼”，说明上述几位僧人所长之术仅为讲经。在能够熟练讲经之前，他们还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因此，该方经幢的第七、八面还刻有“习经僧了世、习经僧了晴、习经僧了义”［2］142。有的僧人兼通两藏，例如《金烛和尚焚身感应之碑》的结缘施主题名中，有“万善寺讲经论传大乘戒沙门法斌”“讲经论传大乘戒沙门了密”“讲经论传大乘戒沙门法宛”“讲经论传大乘戒沙门洪太”［2］98-99，看来上述几位僧人的所长之术以讲经、论为主。此外，还有个别僧人经、律、论三藏皆讲，例如《金烛和尚焚身感应之碑》结缘施主中，有僧人“讲经律论传法沙门洪海”［2］100。除习经律论三藏，还有僧人习戒定慧三学，这也在石刻史料中有所体现，如朝阳市双塔区发现的泰和三年（1203）经幢中刻有“习定僧了懿”［2］142，说明了懿在戒定慧之中以习定为主。 应该说明的是，僧人欲获得“讲×（经、律、论）”学位号，需要经过严格考试。《兴中府改建三学寺碑》记载：凡取经、律、论之师者，差官考试。本府聚五州义学各宗出题，答义中选者取三人，爰命为三宗法师［3］（三）780。 从这段石刻记载的情况看，经师考试由政府差官主持，由本府义学各宗出题，每次考试只录取三人，授予“三宗法师”之号，以此表明该僧学识渊博，术业优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