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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洋史研究曾长期是民国史乃至近代史研究中的冷门，近年来有所升温，有必要进行阶段性的盘点。本次论坛聚焦于北洋史，不仅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同时也从北洋时期的历史传承政治与权力、中外关系、经济社会、舆论传媒、思想文化等不同角度进行探讨。与会学者力求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摒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偏见和教条，以得出贴近历史真实的认识。学者们还致力于发现既有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偏弊之处，探索北洋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与新理路，以期打开北洋史研究的新局面会议呈现了学术交流的深度和高度，产生了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争鸣，呈现了北洋史研究的巨大潜力与魅力，有助于这一领域研究进一步走向丰富和深化。 关键词：北洋史 民国史 近代史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北洋史研究曾是民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冷门。然而，近些年北洋史研究悄然升温，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增长点，相关论著不断涌现。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诸多进展做阶段性的盘点，目前似乎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此外，这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学界迄今未能达成共识；未来北洋史研究往何处去，也还缺乏足够的探索与讨论。基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办的“第二届中华民国史高峰论坛”将议题聚焦于民国时期的北洋史研究。这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5-27日在成都召开，对民国北洋时期卓有研究的40余名学者与会，对这一时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既有对北洋时期及北洋史研究的总体概观，也有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社会等不同角度的具体审视。 一、北洋时期历史之整体再思 由于革命史话语长期在学界位居主流，北洋时期常常被视为“黑暗”年代，对其研究也在总体上处于被忽视被压抑的状态。如何还北洋时期的历史以真实面目，以及如何从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去看待和评估这一时期，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 中山大学历史系桑兵指出，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的历史相对处于被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分别由二次革命、袁氏篡国、护国运动、北洋军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民革命的历史叙述脉络所概括。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北京政府主政的历史被概称为北洋军阀史，这一称谓即表明研究对象被置于受批判的位置。另外，后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及学者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多受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的影响。因此，“北洋军阀”的名头就通过北洋军阀史的书写永远钉在了历史的十字架上。但是，将国民政府统一前的民国统称为北洋军阀政府或北洋政府时期，有以偏概全之嫌。如，“军阀”常给人以蛮横、无知、霸道的印象（如张宗昌常被拿来举例） 其实，清季以来的新式军人系列中，北洋军人的文化素质可能是较高的，其中不乏像徐树铮那样的儒将。北洋集团的幕府也藏龙卧虎，包括桐城派的文士。学者往往指责北洋军阀集团的私人性，其实，北洋新军乃是清政府的制军，截然不同于起于乡勇的湘淮军；北洋大臣也不过是清廷办理通商等夷务的代表，而非地方性职官。北洋集团的兴起虽缘于袁世凯小站练兵，但不能简单地说它是私人化的群体。因此，“北洋军阀”或“北洋政府”的概念，不仅与当时的实情有所出入，而且会导致种种偏弊，使得对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研究存在严重不足的状况。北京政府时期，政党派系错综复杂，制度建设承前启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都非常值得研究。即使是研究北洋时期的历史，也不能仅限于军阀，而应拓展至为数众多的政客、官员、僚属、幕府、客卿、文胆等。总之，要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这一时期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这样，北洋时期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认为，北京政府时期这一段历史，无论如何定名，如何记叙理解并评价这段历史，仍然是近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一时期的中国，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一是分裂性，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分裂中央系（北洋系）内部的分裂地方派系的分裂等；二是松散性，中央政权及地方政权控制力薄弱；三是无序性，缺少有规则的政治运作方式，国会与政府运作纷乱 这些特性基本上表现在后袁世凯时代。如果从传统王朝治乱兴衰的循环考量，具有与旧传统的相类性。不过，这一时期也表现出若干鲜明的新特点：在经济方面，得益于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法制和一战时期的内外需求，现代经济有一波长足的发展；在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发生，民主自由科学文明的观念大兴，民族主义的观念普及；在外交方面，外交手法的运用可圈可点，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改观；在政治方面，国民革命兴起，政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前所未见，南中国的基层社会一度激变。因此，从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理解，这一时期可谓新旧杂陈，旧中有新，新中仍旧，或许可将其定位为近代中国的过渡年代，甚至可谓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过渡年代。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华腾认为，长期以来学术主流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持否定态度，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这一时期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政治上，这是尝试建设西方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时代；经济上，在北洋政府的努力下，这一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思想文化学术方面，这一时期是较为自由的，涌现了数百家报纸，可公开批评政府；外交方面，北京政府不仅保住了清政府留下来的领土主权，还部分收回了权益，并非卖国政府。此外，他还探讨了民初共和道路的问题 他认为，共和民主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只能在与中国固有文化经历冲突与融合之后，才能深深扎下根来，而这一过程非短期所能见效。因此，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说”，应该是比较科学的。袁世凯也曾提出实施民主共和的约法宪法“二部曲”，其思考与孙中山有相似之处，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关于北洋时期的称谓，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格外关注。四川大学历史系杨天宏认为，北洋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的确是个问题，传统的概念无法涵盖其时的全部内容。王先明指出，北洋由最初的地域概念逐渐扩展至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由北洋串接起来的一系列新事物实际上是现代化转向的轨迹。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唐启华提出，是否可以采用张玉法在中华民国史稿中的提法，即将1912年至1928年称为“第一共和”或“第一民国”，1928年至1949年为“第二共和”或“第二民国”。四川大学历史系陈廷湘提出，这一时期的称谓应该规范，如可称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与南京政府相对应。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提出，若将这一时期称为“北京政府时期”，那么曾存在三个月的南京临时政府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中山大学历史系关晓红则认为，这一时期的称谓是“北洋时期”还是“北京政府时期”，关系并不大。 一些学者还提出，过去北洋史存在污名化的状况，应当予以纠正。杨天宏提出，北洋时期对中国后来的政治制度影响甚大，可谓“奠基时期”。过去将北洋时期说得很黑暗，其实应该看到这一时期的另一面，如在立法方面就颇有建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永恒补充说，北洋时期在法制方面的成就更多地在于司法方面，“司法独立”在当时是各界公认的原则，且大理院以司法判例的形式起到了立法的作用，这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是个亮点。 关于北洋史的总体研究状况，一些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唐启华说，北洋研究从过去的孤寂、饱受批评到逐渐壮大、得到肯定，令他欣慰。邱捷指出，北洋时期的研究若算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成立及北伐战争等内容，其实既有研究并不算少，甚或可以说是非常多的。陈廷湘认为，北洋时期是既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最主要的原因是革命史观及国共两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另外，史料缺乏也是重大阻碍，很多重要人物如徐世昌、冯国璋的材料，迄今无人整理或难以搜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