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传媒舆论与北洋时期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提出，新型传播媒介对近代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是，这些媒介却难以在近代历史书写中加以呈现，更难以据此解析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专史与一般史的割裂。新型传播媒介所涉及的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尽管也构成专史研究的对象，却很少成为近代历史书写的重点所在。近代以降，物质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历史的改变，与之相应，历史书写由过去以王朝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为中心，而专史正是将社会分割为不同面向的产物。梁启超及五四时期成长的新一代学者，致力于从专史的角度书写历史。所谓专史，往往是社会架构下分出的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历史。与物质和技术相关的专史逐渐有专门化的趋向，进而成为行业史，多少受到史家的轻视。但是，如果这些物质与技术的因素不能进入史家的视野，则会降低对历史进程的解释，也会影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如何将专史与一般史加以会通，是史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开大学历史系王先明关注20世纪前期舆论聚焦的乡村危机问题 他指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乡村危机成为学界政界争相谈论的焦点，报纸杂志也有大量相关报道和讨论。他以《东方杂志》为中心，深入分析社会各界在面对乡村危机时体现出来的关怀及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意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杂志》持续关注乡村问题，以大量篇幅发表相关文章，并以推出专号、开辟专栏、举办征文等形式扩大影响，对乡村问题的探讨也日趋专题化、学术化。从内容看，《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的讨论集中在对土地问题的关注、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乡村的影响、乡村发展的失衡、解救危机的对策等方面。从风格来看，《东方杂志》注重实地调查研究，凸显强烈的理性精神与问题意识。通过《东方杂志》等报刊的努力，乡村危机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引发了人们对救亡图强道路的思考。针对王先明的发言，邱捷指出，民国时期社会动荡，民变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所谓危机并不一定只发生在二三十年代，仅凭《东方杂志》不足以做出判断，应将该杂志与同时期的其他刊物比较。陈廷湘也指出，舆论中的农村与实际的农村之间的差异应当引起充分注意。杂志中的调查研究常常出自知识分子，其调查往往难以深入。知识分子与农民之间有隔阂，很难得到真实的数据情况。郑大华提出，将《东方杂志》的立场视为保守是不对的，其主编胡愈之是中共党员，立场偏左，如该杂志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在胡愈之执掌杂志的前后就很不一样。相较之下，大公报对土地问题的讨论可能更为公允。四川大学历史系徐跃指出，王先明在讨论乡村危机时侧重经济问题，没有讨论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如赛会、投石等乡间活动的衰落。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世龙考察了民国前期的报刊广告与爱国话语。他指出，进入民国初期后，特别是在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1925年五卅运动这三个时段，《申报》等报刊广告中的“国货”、“爱国”等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增高，显示在政治浪潮的消长中，广告以爱国话语争相占取伦理制高点的工具性。这些广告通过爱国话语以推销商品，可谓“爱国商机主义”。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鼎关注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关于集体暴力的讨论。首先，他从理论上检讨了集体暴力的特征形成机制和正当性问题。接着，他以火烧赵家楼和火烧晨报馆事件为个案，对当时社会舆论关于这两起事件中集体暴力的争论展开分析：是否能以爱国的名义实施暴力？实施暴力的民众是否乌合之众？最后，他探讨了集体暴力与北洋政府时期政治文化的关系，指出其与北洋政府的权威危机军阀时代的暴力崇拜及群众运动等因素的内在关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