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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思想文化维度中的北洋时期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了《醒狮周报》撰稿人群体。他指出，《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来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但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有的重视“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有的侧重其中的民族文化复兴之义，有的则注重国家主义的学理探索。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分化。究其原因，作者群内部发生了革命与改良之争，另外，对北伐战争的不同政见和态度也导致了作者群的分裂，国民党对《醒狮周报》的查禁更是直接加剧了撰稿人队伍的分化。 德国哥廷根大学兼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施奈德（Schneider）讨论了近代中国学人对进步史观的批评。他指出，学界对塑造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及其潜在角色很感兴趣，却很少注意到近代中国学人对近代历史观的批评及其与特定哲学政治立场和策略的联系。在他看来，近代中国学人对进化论与进步史观的批评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批评是考察进步史观的消极后果，即将所有国家都纳入一种普遍的发展规律从而抹杀或忽略民族特性或文化特殊性。第二种批评的出发点是，在很多领域中，人类行为并没有表现出进步，实际上往往适得其反，突出的例子就是道德领域。杜亚泉、梁启超在其晚年以及柳诒徵在1920年代即持这种批评。 第三种批评也是出于道德关怀，但其并非从史实的观察出发，而是认定基于竞争与强力的变化无法成为良善社会的基础，因而须在道德上加以抵制，如柳诒徵基于儒家视角所提出的批评。此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批评，它不仅针对进步史观，也针对现代性，如章太炎受佛教启发对进步历史提出的批评。总结起来，尽管这些思想家及其阐述的立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位于边缘，这些批评仍充分显示了现代化与进步史观之间的系统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使得一些持批判立场的学者从根本上对现代化提出挑战。桑兵补充说，进步史观背后其实是基督教的一元化，其威力在于冲破循环史观。章太炎的观念之所以被认为保守是因为其容易回到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中去。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东杰关注中国近代国语运动与政治思想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一些流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语汇被当作论证手段使用到围绕国语问题的各种论述中，这是过去研究中关注较少的层面。他用了两个例证探讨这个问题。一是关于国音标准的讨论。主张采用北京音和主张采用“南腔北调”之音的两种意见交锋，双方都有意识地运用了“共和”、“专制”、“成文宪法”一类词汇及背后的政治理念，为主张者提供语言之外的论证空间。二是胡以鲁对汉语进化地位的分析。胡在1913年出版的国语学草创中对欧洲语言学家将汉语归为最原始的孤立语深表不满，认为这是对我国国语及文明史的污蔑。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汉语的描述带有很强的政治学色彩，将联邦附庸国从属国等政治术语运用到对语言的描述中，与其时国内盛行的联邦思潮相呼应。从以上两例可见，政治与非政治领域之间往往无明确界限，而是处于流动状态；某一时期流行的政治观点可以成为论述模型，强化对某些非政治领域中特定论点的支持或反对，甚至型塑论点本身。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查晓英以常乃悳为例，探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与政治重组的关系以及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问题。她提出，常乃悳在与陈独秀的争论中，表面上看，二人分歧的焦点是孔子之道有用无用改造社会用渐进的教育法还是激进的政治法这两点，其实潜伏的却是情绪上的差别，是重理想还是重现实的问题。当常乃悳强调现实时，这种差别显得很大；但当他认可陈独秀的理想时，这种差别就显得很小。后来，陈独秀创建了共产党并开始进行除旧立新的社会革命，而常乃悳在1925年加入中国青年党，二人在纸上的分歧遂成了政治立场的差别。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跃讨论了弘一法师在中国近代佛教革新与保守之争中的思想倾向及其与新旧两派的关系。他提出，弘一身上兼有革新与保守两种成分，很难以新与旧或现代与传统两分法界定。从弘一的佛法修学过程看，他与较为保守的江浙丛林派尤其是印光大师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在佛学思想及修持、行愿方面显现出守旧与回归传统的倾向。但是，弘一又与中国现代佛教革新运动有密切关系，对太虚领导的佛教改革创新一直持积极支持态度。在民初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之法义论争中，弘一并不喜欢欧阳竟无倡导的法相唯识宗，认为其基于佛教文献经典的阅读，对佛法入世事业的推动助益不大，而表示支持太虚在中国佛学内部进行“创造性转化”，关注佛教的整体思想及在现实社会中的实际作用。 本次论坛为第二届民国史高峰论坛，较之2012年举行的第一届论坛，其议题由对民国史研究的综合讨论发展为聚焦于其中的北洋时期。议题的相对集中，有助于增进交流的深度，避免出现各说各话的局面。由此，论坛较多地出现了观点的碰撞和争鸣，甚至不乏直言不讳的学术论争。 在本次论坛中，还较多地出现了对北洋时期整体性长时段的宏观历史思考，这在史学研究日趋“碎片化”的今天殊为难得。另外，尽管学者们从多种角度对北洋史做出解读，但政治史显然在这次论坛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这在政治史地位日趋滑落的今天，也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本次论坛中，不少学者对北洋时期历史长期被忽视、被窄化、被抹黑、被贬低的局面感到不满，并力图还原历史的真相，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种努力，无疑有利于摒除那些长期干扰北洋史研究的教条和偏见，进一步确立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 此外，学者们还指出了既往北洋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与偏弊之处，并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路 如，有的学者指出过去对北洋时期的研究重视军事，忽视文治；有的学者提倡以南北统合的视角来考察北洋史；有的学者强调北洋时期在制度方面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等等。这些观点均发人深省，或有指点迷津之效。 总之，本次论坛所展现的北洋史研究的巨大潜力和魅力，或许能吸引更多的研究者投身这一领域；学者们提出的新问题、新视角、新方法、新理路，亦可指引后来者在这一领域做出更精彩更具深度的研究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