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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关系视野中的北洋时期史 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唐启华近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北洋外交研究，他指出，清末民初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最重要的北洋派，在革命党视角之下常被描绘为负面的形象，数十年来被贬抑、抹黑以致声名狼藉。他结合自己的研究认为，从清末总理衙门、外务部及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来看，北洋外交与过去革命党宣传的卖国无能形象大不相同，反而与英国、日本等国外交档案中所展现的进取形象更加接近。他还提出，外交史研究不宜太过分地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以一种受害者的悲情姿态去谴责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北洋人士中有一批所谓的“亲日派”，在民族主义史学之下被看成卖国贼，其实应看到，部分原因是他们当时常对欧美及苏联抱怀疑态度，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态之下，才选择亲日。此外他还指出，从外交史看，从清末到北洋、南京政府时期之间的传承性要远大于断裂性，在外交人事、政策等各方面的延续性相当强，断裂的常常只是外表的薄薄一层。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育民多年来致力于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研究，他提出，不平等条约关系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关系，构建这一关系的主导理论是传统国际法规则，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传输了体现公理的进步规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传统国际法转向现代国际法，晚清时期形成的不平等中外条约关系，开始逐渐走向崩溃。巴黎和会召开的1919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标志着新时代的序幕。在此前后发生的种种事件，均反映了这一历史的转折。其一，为强权政治提供某种依据的传统国际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受到冲击。其二，中国政府开始向各国列强提出修废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在国际舞台上正式启动了政府交涉。其三，巴黎和会引发的五四运动，掀起了新时代废约运动的第一波浪潮，激发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意识。其四，中国政府和民众在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中展现的民族精神，使列强感受到了强烈震撼而开始改变态度。 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勇考察了近代中国“军阀”话语的形成以及革命史观对这一话语的影响，并强调了与此相关的日本因素。他指出，李大钊在1917年《辟伪和论》一文中率先使用“军阀”概念，其后，“军阀”话语体系迅速发展。北伐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宣传的推动，军阀概念被国共两党的革命理论所吸收，成为有力的社会动员与宣传工具，也为确立“党军体制”的指导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随着国共两党先后执政，革命史观下的“军阀”话语体系一直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直到1980年代后才有所改变。他还提出，早期中国学界的军阀定义及其话语体系的发展，不能忽略日本学界的影响。日本学界及媒体最早提出了“军阀”概念来批判本国军人政治，指的是军人或军方实力集团利用军制特权干预政治。这种以军政关系为视角的批判话语传到中国，发挥了持续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日本学界的中国军阀研究中，也可清晰发现中国军阀话语的基本内容及演变趋势。张华腾认为，这种从日本视角来考察军阀话语的做法很有意思，由此可见研究中国政治外交需要世界史的视野。 五、北洋时期的经济科技与社会 相较于北洋时期的政治，北洋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呈现出更多的亮点。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指出，北洋时期在近代中国银行史上非常重要。这一时期，北京政府延续了晚清较为宽松的民间资本银行准入政策，在金融方面出台法规不下数十种，对于当时中国银行业的经营无疑是有利因素。在北洋时期，中央层面没有出现过执政党，也就没有一以贯之的金融政策；没有出现稳定的执政当局，也就没有对于银行业长期不断的行政压力。北洋时期是近代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低谷期，既没有强势的国营企业，中央当局亦没有推行过统制经济，不存在金融垄断的基础。在金融领域，可以说北洋时期是弱政府强行业自由市场，虽然相应的制度供给不尽完善，但经营环境较为宽松；国家银行享有特权，但受政府当局制约较少，甚至蜕变为商股控股而不受节制；一般商业银行在商言商，甚少受到政治强力的干涉。这在北洋时期的国家与工商界的关系上，在整个民国时期政府与银行业关系上，究竟是特例还是普遍情况，既值得研究，也发人深省。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朱英考察了1920年代戴季陶在商会改革及商会法修订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戴季陶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思想家，他也十分注重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如商会组织改革。他对民初北京政府颁行的商会法进行了激烈批判，并亲自拟定了《广东省商会法草案》，几乎全盘否定原有商会和商会法。这种主张影响了国民党的政策，在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对商会持否定态度，并引发延续数年之久的修订商会法与商会存废之争。后来，戴季陶与国民党逐渐意识到商会的重要作用，转而实施商会与商民协会并存的策略，但并未解决两者之间存在的纠纷，甚至导致冲突加剧。最终，在戴季陶等人的主导下，国民党中央颁布了新商会法，命令商会通过改组予以保留，商民协会则一律予以撤销。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提出，这一研究很有意思，过去我们认为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实它还是为商民等阶层想了很多办法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学通根据新发现的资料考证了翁文灏与瑞典冒险家斯文赫定签订的西北科学考察协议。1927年组成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中外联合科考活动，然而，其过程却一波三折。起初，翁文灏代表北京地质研究所与斯文赫定等人签订的协议八条被认为是有损中国声誉和主权的严苛协定，北京的学者们结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加以阻挠。后来，经斯文赫定多方周旋，签订《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十九条。但比照两个协议的全文，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因此，当时舆论传闻“翁文灏——斯文赫定协议”是“有损中国声誉和主权的严苛协定”是不准确甚至有失公允的，说翁文灏与斯文赫定暗室密谋卖国协定则更属无中生有。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廖大伟探讨了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史应该如何研究与撰写的问题。他指出，关于北京政府时期的上海，国内学术成果较少，迄今还没有一部这一时期上海史的专著与国内相反，国外学者却在这一领域有不少成果 目前，上海通史（新修）项目启动，“北京政府时期上海”单独成卷，拟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开始写起，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止。他还提出了该著的写作大纲，向与会的专家们征求意见。杨天宏提出，这一提纲从总体上看仍属革命史范式，它未必能概括这一时期的上海历史、文化、科技、社会生活；此外，租界也应考虑进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