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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洋时期的政治与权力 北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强权大行其道，政治乱象纷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时期特有的政治生态？纷繁芜杂的表象之下又潜藏着什么样的内在机理？与会学者对此进行了学理上的审思。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关注北洋时期的政治秩序建构及演变问题。在他看来，辛亥革命虽终结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但真正的难题在于“革命后的第二天”，即如何在革命之后建立新秩序实现政治建国（state building）的问题 从1912年至1927年短短15年间，中国经历了三种迥然不同的政治体制：从多党轮替的议会民主制到总统独裁的行政威权制，再到具有高度组织内聚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党国体制。这一时期的政治为何陷入一而再再而三的混乱困境？他围绕“公意”（general will）这一政治哲学概念来做出回答。他认为，革命后的真正问题，乃是如何通过制度设置来实现“公意”的问题。“公意”这一概念在晚清被引入中国，到五四时期开始流行，其内涵在中国经历了从客观公理至主观民意的变化过程。民初的政党议会制的困境在于它无法将私意聚合为公意。各党派争权夺利，招致国民的普遍不满。民众在对代议民主制失望之余，对强人政治重抱希望，于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行政威权制走上前台，但袁仍缺乏行政威权制所需的高度权威，其集权措施又得罪了革命派立宪派及地方实力派等各种政治势力，故其统治很快走向崩溃。袁世凯死后，民国政治进入“军绅政权”的乱世。直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一种新的、号称代表全体人民意志的新体制进入中国人的视野，那就是党国体制。这一新体制试图解决民初以来一直存在的民意悬空问题。但是，它比起卢梭的构想更为激进，权力也更为集中，更像是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全部权力归属于唯一的主权者，人民只是间接的主权者。总之，从民国初年的代议民主制行政威权制到党国代表制，公意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总是被各种政党势力和独裁者所代表所冒充。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廷湘认为，通过革命切断王权而创建现代国家政权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的历史过程，要讨论民初政权样式，应参照较早实现政权转型的西方大国。西方现代民主政权的建构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直接走向民主制，另一种是经过动荡，最终由一个有新思想的权威人物掌权而过渡到完整的民主制，或直接由有新思想的权威人物将君主制逐步改造为民主制。但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这两种路径都没有走通。孙中山有成为权威人物的气质，但没有成为权威人物的力量，因而未能按其理想建立民主共和政权。袁世凯是个权威性和新思想都有所欠缺的人物，而袁以后的历届政府都是各实力派妥协的产物，只是在北京举着共和的符号而已。孙中山在屡受挫折后与苏俄合作，由此开始从议会制向党治的过渡。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政治过程的倒退，其实未必。如果没有一个有新思想的权威人物执政把国家引向民主，中国不可能直接走向完整的现代民主政治，因此通过训政把中国引向民主也不失为可行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党治不一定弱于徒有虚名的议会民主制。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志田探讨了民初的代议制问题 他认为，进入民国后，国体改变已成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核心问题便是尝试政党政治。这对于强调君子不党的政治文化而言，不是个简单的任务。实施议会方式的民主制，对当权的新派也是考验，解决得好则气象一新，可取信天下而诸事易为；解决不好则会招致麻烦，每况愈下。从清末的各种“会”起，中国的新政党主要是“自议”而非“代议”，最多也只是代民立言式的“代替议”而非“代表议”，或“带议”（带头议、带着议）而非代议。议员们仍基本维持着士为四民之首的心态和习惯，自居先觉和楷模，几乎未见他们试图了解其所代表之人的意见。这种代议的结果，是被代的人民逐渐虚悬化，人民并未进入实际的政治运作；作为个体的老百姓，其政治地位未见提高。代议制既未能真正落实，民初政府的治理又未能有效开展，由此引发了国人的种种不满。民初几年的实践证明实行议会制在中国尚不成熟，国会的无效率和腐化比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几乎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士人的共识。 与以上几位学者关注政治上层和整体制度框架不同，中山大学历史系邱捷关注北洋时期的基层权力。他认为，“乡村基层权力机构”是了解近代中国乡村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问题。研究这一问题，广东珠三角地区值得特别重视 这一地区是外国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也是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社会变化较之国内多数地区更为激烈，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而且，其交通条件语言文化都有自己的特殊性 民国初年珠三角的乡村基层权力机构如区镇乡政权，很多是晚清公局的延续。清末珠三角成为战乱之地，官府鼓励士绅组织团练应付外忧内患，普设公局。公局拥有武装，行使征收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在晚清，公局基本上与朝廷官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可以说是官府的代理人；在民国初年，公局与国家政权更为疏离，成为维护地方权势人物利益的工具，有时甚至武力对抗政府。辛亥革命后革命政权对珠三角乡村地区的管控不如晚清，一个重要原因即为没有掌握公局这样的基层权力机构，在乡村缺乏代理人。他还指出，进行珠三角基层权力机构研究的困难在于原始档案较少，不得不大量利用报刊及其他史料。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李德英指出，就基层社会而言，四川的情况与珠三角有很大区别。在四川，民团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后来地方士绅逐渐退出基层治理，为政府权力及其他势力进入提供了机会。在上层剧烈动荡的情况下，基层的变迁可能要缓慢平和得多。 北洋时期政权涣散，基层统治乏力，国共两党发起的革命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风起云涌。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反思了中共早期的革命。他提出，中共的成立主要是受共产国际影响，而非国内工人阶级壮大的结果。各国共产党早期的共同特点是内部斗争非常厉害，但中共的情况不一样，它在陈独秀的领导下较为团结，陈的个人威望和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早期，中共遵循共产国际的指令，多基于俄国革命经验，基本上是通过组织群众运动来发起暴动。这种模式的失败导致后来看待陈独秀时代的“失败史观”，即认为这一时期的革命是失败的。但是，若看到这一时期中共党员人数的迅速增长，则不能说是失败。另外，土地问题与革命动员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反省，把农民动员起来似乎并不像后来想象的那么困难，在北伐战争时期，上百万的农民很快就被动员起来了，而此时土地问题尚未提上日程，很多农民在分到地后反倒不积极革命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首要目的是打土豪，而非分田地。与此相关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革命运动中，小学教师是最为积极活跃的群体之一，是革命的骨干力量。这些小学教师有无自己的利益诉求值得反思，打土豪就是他们争取农村领导权的直接体现。此外他还提到，在农村减租减息减税，受益的群体其实是不一样的。乡村社会构成非常复杂，故中共采取不同的政策进行动员。针对1920年代动员群众较为容易的现象，许纪霖指出，杜亚泉曾提到，中国的游士游民这两类边缘群体很容易被动员；另外，余英时也讲过二十世纪中国边缘中心化，中心边缘化，这一进程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已开启，这是中共较易动员民众的一种解释。他还认为，小学教师之所以成为农民运动的主力军，重要原因是其接受了新式教育，其理想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反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指出，与农民运动相似，乡村建设运动中的骨干力量也是小知识分子。桑兵提出质疑，认为王奇生所讲的乡村与王先明等人所讲的乡村似乎不是同一个乡村，建议应融贯多方面的材料而得出乡村的图景。 复旦大学历史系章清提出，在北洋时期，政治治理的方式变了。那时政治方面的变化，即使是有传统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都适应不了。当时的名流介入政治的方式，如发通电等，是全新的方式。物质技术层面的改变对政治参与的方式产生了何种影响，应当有所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提出，研究北洋时期，既要看文本，更要看其落实的情况 北洋时期是乱还是治，是退步还是进步，一定要从具体的实践层面看。在这一时期，政治的理想图景并不明晰，统一的中央集权未必是人心所向往的，故可把眼光放到基层的政权建设 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也不再分享统一的文化价值观，如果有研究能把中央权力的更替与地方的变化结合起来考察，会很有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