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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僧尼赐紫 赐紫是中国古代帝王对臣子的一种奖赏，奖赏的对象既包括官员也包括僧尼，奖赏的方式是允许臣子破格穿着紫衣。在中国古代，服色不仅仅用于蔽体和装饰，它还有明尊卑、辩官职、分贵贱的作用，故《后汉书·舆服志》云：“夫礼服之兴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8］3640正因为服饰具有政治上、伦理上的功能，因此，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服色之制。唐宋时期，紫色作为众色之首对穿用者的品级更有特别要求。在唐代，武德四年（621）规定，“三品以上大科紬绫及罗，其色紫”［9］1952；贞观四年（630）规定，“三品已上服紫”［9］1952；上元元年（674）再次规定，“文武三品已上服紫”［9］1952-1953，紫色由此成为三品以上官员的专用服色。宋代对紫色的使用范围有所调整。开国之初，宋因唐制，规定三品以上服紫，元丰元年（1078年）调整为四品以上方可服紫，服紫的范围虽有扩大，但严格服色制度以明上下尊卑的古意仍与唐朝一脉相承。宋代的服色之制曾经多次变化，详情参见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宋辽金夏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金朝虽为女真族所开创，但随着女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不断融合，其服色之制也逐渐健全。《大定官制》规定，“文资五品以上官服紫”［4］982，这条规定比之元丰元年北宋之制又有所放宽，但以服色明上下、示尊卑之意并未改变。 从上述史料来看，自唐及金，紫色作为富贵的象征一直是高级官员的专用服色，因此，紫色本应与僧尼之衣无涉。实际上，佛教对僧尼服装的样式、颜色、面料及制作方法都有严格规定，其特征是以御寒为目的，以轻贱为标志，其本意在于通过穿着轻贱、破烂的“粪扫衣”来表示僧人割断贪欲，超越凡尘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世俗所崇尚的紫色恰恰是佛家忌讳之色，故《佛制比丘六物图》云：“轻纱紫染，体色俱非，佛判俗服，全乖道相，何善之有。”［10］但唐代以后，随着佛教势力与皇权统治之间关系的加深，封建帝王经常以赐紫来表示对某些僧尼的尊崇。唐代载初元年（690），僧人法明等人重译《大云经》，为武则天革命称周制造舆论，事后法明等九人“皆赐紫袈裟”［9］4742，是为僧人赐紫之始。此后，赐僧尼紫衣渐成习气，流风所及，亦涉金代。 金代僧人服紫的资格主要来自两个渠道：其一，僧官达到一定品级者可以服紫。金代建立了完整的僧尼管理机构，任职于其中的僧录、僧正等僧官达到一定品级时，“并服紫袈裟”［11］616，石刻史料也证明了这一说法的可信性，例如《特赐广济大师塔铭》的落款中间有“灵岩院特赐紫衣僧正子善”［2］129，《朔州广福寺新迁葬记》的立石人为“总持大德管内都僧正赐紫沙门惠彻”［2］248，泰和三年（1203）的一个经幢上刻有“本府都僧录三学律主赐紫沙门净慧大师”［2］142的字样，上述史料中的僧正、都僧正、都僧录皆为僧官，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赐紫的殊荣。其二，非僧官者可以借由敕赐服紫，但前提是必须首先获得大师、大德之号。据《大金国志》记载，金代僧尼“所赐号曰大师，大德，并赐紫”，“有师号者赐紫，无者如常僧服”［11］616。不过，金代石刻中也有个别僧尼有师德号却无赐紫。例如，为上京宝胜寺宝严大师建塔诸僧中，有“门人临坛宣密大德讲经沙门□贞”［2］134，为上京释迦院宣微大师落葬的门人中，有“门人尼临坛五座崇业大德德显”［2］254。这两则史料中的僧人皆有大德之号而无赐紫之记，究竟是石刻失载还是《大金国志》所记不确，需要发现更多的史料之后才可以定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