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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鬻卖紫衣师德号 基于中国佛教传统，师号、德号、紫衣本应由国家根据僧尼的佛法修行、社会影响等因素，通过法定程序颁赐。但是，女真统治集团授予僧尼紫衣师德号还有另外一个渠道：鬻卖。 金代鬻卖紫衣师德号制度同鬻卖度牒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文献记载，金初尚无鬻卖度牒之事，至少到熙宗时期，“出家者无买牒之费”［12］207。金代的鬻牒之制似应肇始于海陵正隆年间，而有明确的史料记载则在大定初年。世宗即位初期，一方面经历海陵时期的伐宋之役，“承正隆凋敝之余，府库空虚，人民憔悴”［1］1150，“财用缺乏”［4］1124，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新君即位需要大量的支出以稳定内政外交。应急之法不外两途：其一，“听民进纳补官”［4］1124，沿用历代卖官鬻爵的办法筹集资金；其二，“卖僧、道、尼、女冠度牒，紫、褐衣师号，寺观名额”［4］1124-1125，这亦是沿用唐宋时期的成例，且将鬻卖紫衣师德号与鬻卖度牒结合到一起。不过，世宗时期出卖紫衣师德号是暂时的，本属 “权宜设置之事”［3］（二）520，到大定五年（1165），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已经有所恢复，对宋战争也告一段落，在这种情况下，世宗召见宰臣，要求将进纳补官及出卖僧道度牒、寺观名额、紫衣师德号之法，“其悉罢之”［4］1125。这样，鬻卖紫衣师德号与鬻卖度牒一起产生，也一起停止。 世宗废罢鬻卖紫衣师德号并不意味着该制度彻底退出金代舞台，相反，嗣后的金代统治阶层，每当政府遇到财政危机就随时启用这一制度。章宗时期，内乱不断，外患蜂起，自然灾害接连而至，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困难，“食货之议不容不急”［4］1028，为应对危机，章宗不得不走鬻卖紫衣师德号的老路。承安二年（1197）四月，章宗应尚书省之请，“降僧道空名度牒、紫褐师德号以助军储”［4］241。承安三年（1198）九月，“各降补官及德号空敕三百，度牒一千，从两行部指定处，限四月进纳补换”［4］1076-1077。泰和六年（1206），山东连年旱蝗，沂、密等五州尤甚，章宗应山东路安抚使张万公之请，“将僧道度牒、师德号、寺院名额并盐引，付山东行部，于五州给卖”［4］2105。卫绍王以后，金朝国势日蹙，经济濒于崩溃，出卖紫衣师德号再次成为政府的救命稻草。贞祐三年（1215）四月，胥鼎上书宣宗，“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宣宗诏谕有司，“如数亟给之”［4］2374，同年五月，“降空名宣敕、紫衣师德号度牒，以补军储”［4］309。兴定三年（1219），宣宗接受高汝砺的建议，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应人，允许进纳补官，“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并听买之”［4］2359。 章宗以后连续不断地鬻卖紫衣师德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但长远来看不过是饮鸩止渴，同时也导致僧尼素质的下降和师德紫衣号的冗滥。 综上所述，金代的僧尼名号基本继承了以往中国佛教的传统，法名概由师傅所赐，而师号、德号、赐紫则皆由国家颁授。与以往不同的是，金代为解决财政危机，大量出卖紫衣师德号，这一点与魏晋以来的传统有所不同。深入研究金代僧尼名号的由来，对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金代佛教、金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