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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旗产、寺产的管理与流变 土地是封建自然经济的根系所在，由此可反映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重大问题。以往研究多集中于土地制度方面，而于实际操作则因史料零散，知之较少。这场历时近半世纪的田产纠纷，为我们了解晚清旗地、寺庙香火地承租、耕作、管理乃至演变，提供了重要素材。 关于旗地的管理。旗地的来源是圈地，俗称跑马占地，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到康熙八年(1669年)下令禁止。这场圈地运动共为八旗圈占土地153467顷16亩，其中，“以顺天府境圈占为多”④。顺义县内原有的土地几乎全部被圈占⑤。清政府将这些圈地分给皇室、宗族到一般旗人作为产业，主要按照八旗王公的爵秩、官员等次和所属壮丁数(即“计丁授田”)等进行分配。载公府属爱新觉罗宗族诚郡王系后裔，奕果、载龄、溥元三人爵位均为不入八分辅国公⑥，享有王庄作为其收取“王粮”的庄园。载公府对顺义县这片土地的管理同其他皇庄、王庄一样，是设立庄头⑦总揽全事。本案中，罗天祥不仅身为庄头要接受审讯，还充当果公府的抱呈、揽头⑧，提起诉讼、供给证据，甚至反驳、上诉等，实为公府方的全面负责人。罗是镶蓝旗满人，因要管理王庄不住城里，而是就近居住在李遂店。罗天祥的前任是罗旺，后任是罗长才⑨，可见庄头的承继是以家族中的长子嫡孙世代为序，此有利于旗地管理经营的延续性。庄头一般不直接种田，而是将土地租给壮丁或佃户耕种，每年由庄头收取租额上交王府⑩。罗天祥称，他是在道光二十六年承领公府的差地(11)48顷，李遂店地区有30余顷，其中李遂店迤西共三段10顷92亩，租给李国钧承种，每年向府内交租，均有确数(12)。庄头是王府与佃户的纽带和桥梁，审讯记录显示，罗天祥的身份被录为“果公府家人”，反映出庄头与王府的密切关系。在现实操作中，王府也赋予庄头相当大的便宜管理的权利，庄头则倚王府为靠山。遇有诉讼、审讯，奕果、载龄均是派庄头出面，而阴给支持：不论是上诉至顺天府、户部，还是改换诉讼策略，控告顺义县经书，探源出嵩祝寺地四至不符的原因所在，再由户部特示顺义县不动载公府土地、另寻地划归嵩祝寺，种种这些，如果没有王府的撑腰，单凭庄头如何做得来?外加其时王府主人载龄官至兵部尚书，也难怪嵩祝寺到翻案之时，感叹此前因顺义县畏惧载公府与户部的权势才致其败诉(13)。供词中，庄头罗天祥反复强调，公府的地是大内分拨，属官田、公产。确然，旗地同屯田、学田一样，所有权都属于国家，不得任意划分买卖，故顺义县主持勘丈时，须得先丈王产。而实际上，王府如此出力要留守此地，亦体现了虽名曰公产，但如王庄这样的旗地，所享利权事实是归于王公的。另，本案中公府方出具最重要的一项证据就是地亩老册。原来，王庄地的老册，公府主人藏有一份。据罗天祥赴京后回话：“旗人主人吩咐，因一段地亩呈词，并不将老册交给旗人。”(14)庄头罗天祥本人也藏有一份，他供称自己“藏有公府老底册，于本月初八日已呈交”(15)。老册是地亩所有的凭证，而且庄头所有的老册往往要比公府的详细、准确，因其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改变，以致一遇有土地、租税纠纷，甚至清亡后的旗地清理，均仰赖老册。可见旗人王公对旗地的直接控制力是很微弱的，主要仰赖田庄的实际管理者——庄头，他们与王府是互相倚恃的。 关于寺产的管理。寺庙经济是寺庙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寺庙越大，经济也越雄厚。喇嘛教官寺嵩祝寺甚至将产业办到了京郊的顺义境内。这块涉讼之地，很清楚是以已故僧人高韩魏的名义置买而来，原是崔刚退圈之地。所谓“退圈”，即原本是圈地，而再归还其原有之民，即为民田，而且有规定此种地亩的赋税租粮等(16)。因此，嵩祝寺所买之地为民地，买得之后亦成为寺庙之私有产业，有“印契字据，并完粮印串、四至地图”(17)等。嵩祝寺对田产的管理主要由管家主持，涉案时管家为喇嘛高晋云，他就如同王庄的庄头一样，日常中既负责将地亩租种出去，收取租金，涉及纠纷时也充当诉讼人、审讯中的证人等角色。不同的只是公府庄头自己担任抱呈人，而高晋云另外有赵庆为抱呈、揽头，帮其负责案件的所有情事，因为即便是管家，喇嘛也并不住在李遂店，需得在本地有人负责，以不误县主之传唤。也由于距离远，寺庙的田地喇嘛无法直接耕种，同样是租与佃户，而由寺庙作为地主收取租额。嵩祝寺的地买于道光二十一年，道光二十八年就被水淹没停种了，要不是顺义县催纳银粮，喇嘛们估计都不会知晓河水又闪出了一块地，并被李国钧在上面耕种了十多年之久。这里面固然有自然原因，尤其是清代“水冲沙压地”本有呈报停租的惯例，只因再次淤出才涉讼，而嵩祝寺自身疏于对寺地的追踪、管理应该是更主要的因素。 探析此案还可看出旗产、寺产的流变。官司从晚清打到民国将近50年，其间不论是载公府，还是嵩祝寺，对旗产、寺产的管理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旗地。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两次争产互控，让我们看到王公府强有力的幕后支持，处处以王府名义，有印，有落款“世袭公兵部尚书载龄门上”，体现的均是王产与寺产的争执，最终全面保住了王地。然而，到1913年嵩祝寺要求翻案的时候，我们发现，溥公府不是作为被告主体，甚至不见作为被告的公府庄头罗长才告知公府。罗长才是喇嘛指控的寺地的东邻，而原本果公府的佃户李国钧历经三辈到其孙李宗尧时，也成了寺地的西邻，俨然罗与李垦种的是私家田土，最终经过勘丈出具甘结，也完全不用问及公府，全凭罗、李二人做主(18)。可见旗人对旗地的控制力之薄弱，只有王府本身势力强大时，与庄头的纽带才牢固，反之随着清朝灭亡，王公力量衰弱，纽带断裂，庄头甚至大佃户，完全可以依靠多年经营的积攒，自立门户，摇身而变成那片土地的自耕农或实际所有者。 依靠政治力量获得的旗地，自然会因为政治特权的崩塌而流失；寺田却有所不同，由于宗教的根基在民间社会，能够作为持久的力量长存下来，嵩祝寺历经清朝灭亡、民国建立，仍旧作为重要的官寺得新政权之重视，在袁世凯选举并莅任大总统的时刻，嵩祝寺章嘉呼图克图巴彦济尔噶勒还曾多次向其祝贺(19)。以此，嵩祝寺虽在同治十二年的那次审判中不利，却能在四十年后通过翻案“失而复得”一块满意的肥沃粮田。终究，旗、寺产业的变化，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审判结果的走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