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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讼师：备受打压然又不可或缺的法律人 “讼师”在中国历史上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称谓出现于南宋后期，是南宋官员用来指称那些教讼、助讼之人。笔者认为，凡是收徒讲授讼学、教唆诉讼、协助诉讼以及起司法调解作用的第三方人士，都可归为讼师之列。作为专有称谓，“讼师”在宋人文献中出现得极少，《名公书判清明集》收载了许多涉及教讼、助讼活动的判词，但是明确提到“讼师”称谓的仅有两例。刘馨珺此外又征引了两例，并指出这些例子都出现在南宋末年(58)。我翻阅史料后，又得一例。为便于讨论，兹全部引录如下： 蔡杭《讼师官鬼》判曰：“龙断小人，嚚讼成风。始则以钱借公吏，为把持公事之计；及所求不满，则又越经上司，为劫制立威之谋。何等讼师官鬼，乃敢如此！”(59) 蔡杭《哗鬼讼师》判曰：“当职昨领州军，已闻婺州有金、锺二姓人，迭为唇齿，教唆哗徒，胁取财物，大为民害……哗魁讼师之可畏如此哉！”(60) 刘克庄《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判曰：“通仕、刘氏皆缘不晓理法，为囚牙讼师之所鼓扇，而不自知其为背理伤道……通仕名在仕版，岂可不体尊长之教诲、官司之劝谕，而忍以父祖之门户、亲兄之财产，餍足囚牙讼师无穷之溪壑哉！”(61) 景定二年(1261年)，洪天骥知广州香山县，县俗“哗健”，洪天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囚牙讼师去，则吾民妥矣’。邑以大治”(62)。 黄蜕在咸淳五年(1269年)所撰《象山县修学宫记》中曰：“今陈君之为政也，盗贼无不戢者，讼师无敢教人讼者，狱三年无一囚系者。”(63) 蔡杭和刘克庄都是生活于南宋后期的人，另外两条材料反映的时间也都在宋末。我们再举洪迈的笔记小说《夷坚志》为例。洪迈的笔下素以人物丰富繁杂而著称，此书涉及北宋至南宋前期社会各个层面、各种身份的人物，但是竟没有一个直接称作讼师的。又景定二年《绍兴府建小学田记》载，当地有一妇人许梅英占赖官田，受府城“哗徒”余四二教唆，“前后诬罔越诉”。此记称教唆人余四二为“哗徒”，未称“讼师”(64)。据这些史料可以判断，讼师作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称谓当形成于南宋后期。讼师称谓的出现是南宋司法活动日趋频繁的产物。不过讼师的称谓在当时尚不流行。 讼师的称谓虽然出现于南宋，然为人助讼的群体事实上早在北宋就已出现。从宋人的记载来看，属于讼师的称呼有多种，诸如“哗徒”、“健讼人”、“主人头”、“佣笔之人”、“珥笔之民”等，不一而足。其中尤以“健讼人”称呼最为普遍。宋人的“健讼”是个宽泛的指称，既指教讼者，如宋人云“健讼之人，在外则教唆词讼”(65)，也包括好打官司者在内，这后一类人其实不属于讼师，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断缠讼而已(66)。 南宋的讼师既有通笔墨、知晓法律、熟悉衙门事务的，也有仅粗识文字即为讼师、教人诉讼者。陈淳曾总结南宋讼师的特点为： 长于词理，熟公门事体浅深，识案分人物高下，专教人词讼，为料理公事，利于解贯头钱，为活家计。凡有词讼者，必倚之为盟主，谓之“主人头”。此其人或是贡士，或是国学生，或进士困于场屋者，或势家子弟宗族，或宗室之不羁者，或断罢公吏，或破落门户等人(67)。 这些讼师有的专以教讼、助人诉讼为业，有的一身兼有多种身份(68)。他们行为的影响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或“把持公事”，或逐利营生，但也不乏伸张正义者。整个群体良莠不齐。 中国古代传统的息讼观、惩讼观严重压抑了讼师群体的发展。现有文献资料关于讼师的记载差不多都是负面的，我们几乎找不出宋代基层社会具有正面形象的讼师材料来。然讼师这一群体在宋代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周密曰：“江西人好讼，是以有簪笔之讥。往往有开讼学以教人者，如金科之法，出甲乙对答，及哗讦之语，盖专门于此。从之者常数百人，此亦可怪。又闻括之松阳有所谓业觜社者，亦专以辨捷给利口为能，如昔日张槐应，亦社中之琤琤者焉。”(69)这是专门教授讼学的，其教学场景颇似当今的模拟法庭。有的“以识字健讼为家传之学”(70)，有的开设场所，招引诉讼之人，如蔡杭判词中提到的成百四，本为茶食人，却违法“置局招引，威成势立，七邑之民，靡然趋之”(71)，相当有规模。又如饶州宗室赵若陋，“专置哗局，把持饶州一州公事”(72)。绍兴二年(1132年)，权监察御史薛徽言奉命宣谕湖南，奏“不便于民者十事”，其六“曰乡村聚徒，教习律令”(73)。宋代文献中多言江西讼学发达，而此条材料反映出在江西之外的宋代基层区域讼师群体亦十分活跃，以至于“聚徒”“教习律令”成为习见现象，被政府官员视作不利于统治的一件要事。洪迈《夷坚志》载，乐平士人李南金，绍兴十八年(1148年)因事被械送狱。“同狱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财拘系，吏受民贿，欲纳诸大辟，锻炼弥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李)南金素善讼，为吏画策，命取具案及条令，反复寻索，且代吏作问目，以次推讯，四囚不得有所言。狱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赂，即为南金作地道引赎出”(74)。李南金擅长诉讼业务，为吏出谋划策，反复探研案情和法律条文，变易案款，并代吏拟定讯词，致犯人无法申辩，最终使狱吏达到了目的，自己也捞到了好处。观其所为，对法律和司法程序十分熟悉，手法高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讼师。胡石壁的《妄诉田业》判曰：“今刘纬自是姓刘，乃出而为龚家论诉田地，可谓事不干己。想其平日在乡，专以健讼为能事。”(75)这里的刘纬显然也是一名讼师，包揽了案件当事人龚孝恭的诉讼。黄震《申台并户部戴槐妄欣状》曰：“照对陈定甫有田二十六契，典在戴槐家。咸淳四年以后，经官取赎。初词在县，止乞勒戴槐照契领钱放赎。其后有马仲者，教以官会纽钱……其后陈定甫无钱取赎，徒以会价之说，劫持官司，方运使遂将教唆人马仲断配讫。”(76)判词中所言教陈定甫以官会纽钱的马仲，有着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善于教唆人钻法律空子。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记载中刘克庄、洪天骥两人都将讼师与囚牙联在一起并提，称“囚牙讼师”。何谓“囚牙”？不能不辨之。 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专门从事行业交易的中介人，为交易双方牵线搭桥，称作“牙人”。如有从事田宅交易的庄宅牙人(77)，有从事雇觅人力的引至牙人(78)，有从事粮食交易的米牙人(79)，有从事船只交易的船牙人(80)以及从事板木交易的板木牙人(81)。“囚牙”，顾名思义，似应是从事与囚犯业务相关的牙人。不过从刘克庄提到囚牙讼师的判词来看，案子涉及刘氏诉立嗣之事，说的是建昌县田县丞死后的遗产纠纷，乃一民事诉讼案件，自始至终不牵涉诬告、妄诉及刑事犯罪。争夺遗产的双方，一方为田县丞的妾刘氏，另一方为田县丞胞弟田通仕。法官刘克庄判词称，“通仕、刘氏皆缘不晓理法，为囚牙讼师之所鼓扇”而致争讼。据此，则所谓囚牙讼师与被囚的刑事罪犯的中介业务无关。然而刘克庄在这一篇判词中两次言及“囚牙讼师”。无独有偶，香山知县洪天骥也有“囚牙讼师”之说。“囚牙讼师”应是一个固定的称谓。这些法官何以要将讼师与囚牙连在一起称呼？笔者认为，讼师作为一种职业，最初应与刑事诉讼相关。刑事诉讼通常须将涉案的嫌疑人囚禁羁押，囚犯或囚犯家人为了减轻刑罚，或为洗刷囚犯冤情，寻求民间懂法的人为其出点子，提供咨询或申辩建议，或是代表囚犯一方与官府疏通，或是在诉讼的两造人之间斡旋调解。这应是囚牙讼师最先扮演的角色。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诉讼人群的扩大，讼师的服务范围延伸到其他诉讼活动，为其他诉讼者提供咨询和助力。 在宋人文献记载中，书铺户、茶食人和安停人亦有把持公事、教唆诉讼者(82)，他们也常参与助讼活动，是南宋法律人的组成部分。如何看待讼师与书铺户、茶食人和安停人的关系，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83)。 南宋方岳《惩教讼》判曰：“袁自韩文公时，称为民安吏循，守理者多，则其风俗淳厚，盖已久矣。不知何时有此一等教讼之辈，不事生业，专为嚣嚣，遂使脑后插笔之谣，例受其谤。为长吏者，要当为尔袁一洗之……有一髽者，试呼而问曰：‘年几何？’曰：‘十二。’‘能书乎？’曰：‘不能。’‘则状谁所书也？’曰：‘易百四郎。’心已知其为教讼之人，不可不追。问所以，则又有甚焉。盖易从(书)铺也，岂不知年尚幼，法不当为状首，而教之讼，其罪一。陈念三，后夫也，法不当干预前夫物业，而教之讼，其罪二。新知县方到，未给朱记，法不当为人写状，而教之讼，其罪三。”(84)判词中提到书铺户违法而教唆词讼。 蔡杭《教唆与吏为市》判云：“成百四，特闾巷小夫耳。始充茶食人，接受词讼，乃敢兜揽教唆，出入官府，与吏为市，专一打话公事，过度赃贿。小民未有讼意，则诱之使讼；未知赇嘱，则胁使行赇。置局招引，威成势立。”(85)茶食人的职责是接受词讼，为诉讼者担任保识。从判词看，案犯成百四充任茶食人，却滥用职权，法官用“乃敢”二字道出了成百四的违法行径，即其超越了本身的角色，兜揽诉讼案件，置局招引，教唆词讼。蔡杭还有件判词云，哗徒张梦高“专以哗讦欺诈为生。始则招诱诸县投词人户，停泊在家，撰造公事。中则行赇公吏，请嘱官员，或打话倡楼，或过度茶肆，一罅可入，百计经营，白昼攫金，略无忌惮……其他如民户止是小争，则装架词语，唆令越诉……官司方行追究，则与之入状和对，颠倒反复，尽出其手”(86)。此张梦高身份与成百四应是一样的，似乎也是一位茶食保识人。倡楼、茶肆皆人来人往之处，社会上的消息多在这些场所传播散布。“打话”，即对话(87)，有打探之意；“过度茶肆”，在此可作给予茶肆小费以搜集狱讼信息解。这两件判词从另一角度告诉我们，茶食人常驻足于倡楼、茶肆，通常有着较为丰富的社会信息资源，故能充任保识人角色。但茶食人也常常因此而违规，招揽词讼，或诱迫，或行贿，以谋私利，无所不用其极，充当民间诉讼代理人，成为一名事实上的讼师。 关于茶食人，由于文献记载资料不多，其身份和形象颇为模糊，不少学者认为是书铺里专门负责开雕诉状的人，与书铺营业有关，是书铺里的人(88)。高桥芳郎认为，茶食人与停保人是同一种职业的人(89)。笔者认为，茶食人是独立于书铺之外的，是由政府籍定的专门为诉讼人承担保识业务的人，与停保人的职能有相似之处，亦有差异。朱熹潭州《约束榜》有三条规定： 官人、进士、僧道、公人(谓诉己事，无以次人听自陈)，听亲书状，自余民户并各就书铺写状投陈。如书铺不写本情，或非理邀阻，许当厅执覆。 书铺如敢违犯本州约束，或与人户写状不用印子，便令经陈，紊烦官司，除科罪外，并追毁所给印子。 人户陈状，本州给印子，面付茶食人开雕，并经茶食人保识，方听下状，以备追呼。若人户理涉虚妄，其犯人并书铺、茶食人一例科罪(90)。 又黄震《交割到任日镂榜约束》载：“县吏……及追捕一行人回县诈钱，不即时于地头书填格目。及茶食引保人掯定保正通同打话，将干系人视货轻重，为操纵出入。”(91) 分析这四条规定，可知并不是所有投诉状的人都要由书铺书写状词，但投状的人必须都得经茶食人保识。《约束榜》规定得非常明确：只有当“人户陈状”时，才与茶食人发生联系。书铺与茶食人的职能区别在于：前者只承担为不识字的老百姓书写诉状，后者的职责是对陈状人承担“保”、“识”。“保”、“识”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承担初步审核诉状是否真实的责任，督查书铺是否如实书写诉状，如果投状人“理涉虚妄”，未能核查出而投进官府，扰乱司法诉讼秩序，官府将其连同书铺“一例科罪”，此谓“保”。其二，知晓投诉状的人所在，居住何乡何里，以备官府传唤，此谓“识”。 由于潭州《约束榜》规定“若人户理涉虚妄，其犯人并书铺、茶食人一例科罪”，将书铺、茶食人连在一起叙述，易使人误以为茶食人隶属于书铺、书铺的印子就是官府面付茶食人开雕的印子，其实不然。《约束榜》言治书铺罪，是基于书铺在替人写状时，未能尽到应有的职责而定的。宋廷规定，书铺替人写状，“不得添借语言，多入闲辞及论述不干己事……及虚立证见”(92)。实际上，书铺与茶食人各自都有官府颁给的印子。《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俗榜》载：“应写状钞之人，县司已籍定姓名，各给木牌，于门首张挂，并有官押印子，与钞上印号，仰人户仔细讯问，即不得令无木牌、印子人书写状钞之类。”其所言书铺印子，就是潭州《约束榜》第二条规定提到的书铺写状所用的印子。这个印子，《作邑自箴》卷三《处事》是这样说的：凡经官府籍定开设书铺，“仍给小木印，印于所写状钞诸般文字年月前(原注：文曰某坊巷或乡村居住，写状钞人，某人官押)，如违县司约束指挥，断讫，毁劈木牌、印子，更不得开张。书铺内有改业者，仰赍木牌、印子赴官送纳，亦行毁弃”。其中所言印子是给书铺的，未说木印由茶食人开雕。当然，茶食人担保制度形成于南宋，北宋时还未出现。不过从监督制度而言，宋政府不大可能用隶属于书铺的茶食人来监督书铺，因这不符合宋代一贯的监督制约理念。 前述方岳《惩教讼》判云：“太守入境之初，犹未交印，纷然遮道，谕遣复前，已厌其为喜讼矣……新知县方到，未给朱记，法不当为人写状，而教之讼，其罪三。”(93)此判云新知县刚上任，“还未给朱记，法不当为人写状”，说的是书铺为人写状，须有官府颁给的印记(印子)。官府颁给书铺印子，是证明书铺经营的合法性，凭此才能为人写诉状；而颁给茶食人的印子，是证明茶食人作为官府允准的保识人的合法身份，两者不是一码事。 黄震《词诉约束》规定，“不经书铺不受，状无保识不受”(94)，表明官府受理诉状，除了须经书铺书写之外，还要另有人保识，这是两个并列的要件。书铺书写诉状，并不具备自动保识的效力。换言之，这是由两个不同身份的人办理的司法程序。而茶食人正是负责保识业务的。 接下来，我们再探讨停保人。所谓停保人又称“安停人”，也承担保任之责。托名陈襄所撰的《州县提纲》载：“乡人之讼，其权皆在信听安停人，以为有理则争，以为无理则止。讼之初至，须取安停人委保，内有山谷愚民顽不识法，自执偏见，不可告语者，要须追停保人戒谕，庶或息讼。”(95)其中言“委保”用了“安停人”、“停保人”两个称谓，但没有提到茶食人。 又，宋慈《与贪令捃摭乡里私事用配军为爪牙丰殖归己》判云：“陈瑛安停赵知县于替满之时，赵知县作意周旋陈瑛安(按：‘安’疑为衍字)将安停之际……赵知县科罚之案未出，今旁证已明。”此案的《检法书拟》曰：“欲将陈瑛决脊杖二十，配一千里……李三六系茶食人，行贿公事，受钱五十贯，欲决脊杖十三，配三百里。”(96)其中提到了从事安停之业的陈瑛，未言陈瑛是茶食人，但接下来所言行贿公事的李三六，却明确说系茶食人。此例颇能说明安停人并不就是茶食人。 我们再看一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九《妄赎同姓亡殁田业》载武冈军黄主簿妻江氏诉江文辉、刘大乙案。法官判曰：“帖县追两名，索砧基簿及元典契解来，词人召保听候。”所追两名，即江文辉、刘大乙，而词人为原告江氏。“召保听候”，是当时的司法审理制度。当法官在初步审理原告诉状后，如需传唤被告或相关证人作进一步审理时，被告和证人如不在当地而在外州，势必有一段等待时间。这时就需要词状人找人办理担保手续，防其逃窜，以便法官传唤时能及时出庭，提高司法效率。关于召保，陈襄《州县提纲》卷二《察监系人》说得很清楚：“二竞干证俱至，即须剖决，干证未备，未免留人。承监人乞觅不如意，辄将对词人锁之空室，故为饥饿，不容人保。或受竞主之赇，以无保走窜妄申，官司不明，辄将其人寄狱者多矣。凡承监，须令即召保，不测检察。如不容保，故为锁系，必惩治之。仍许亲属无时陈告，或果贫而无保，须度事之轻重，或押下所属，追未至人。”从这段史料所言来看，所谓“召保”与茶食人的保识应是两码事。问题是词状人在投陈诉状时，按当地官府的规定，须经茶食人保识才能投状(97)。亦即原告江氏的诉状事实上在最初投进的时候，已经由茶食人保识了，为何法官在审理过程中还要“词人召保听候”？这个问题尚未引起关注。高桥芳郎把茶食人与停保人、召保人都归为保人一类而未加区分。笔者认为，茶食人与“词人召保听候”之保人是有区别的，这是两个不同程序的担保人，前者是案件审理程序前的担保责任人，后者是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的担保责任人(98)。茶食人之职与安停人的职责虽在担保上有相通之处，但茶食人主要是审核诉状有无虚妄，并知其所在；安停人职责主要是安置被保人，关注被保人，负有常知诉讼人所在的责任，以备官府随时传唤。依据宋代保人法规定，保人有关注被保人不得让其走窜逃亡的义务。宋《天圣杂令》中规定：“诸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如负债者逃，保人代偿。”(99)依照此理，如诉讼人因故走失逃亡，承担安保职责的安停人也将受罚。 从文献记载来看，茶食人始见于南宋。成书于北宋的《作邑自箴》是一部较为详细的县级官员理政指南，其中有关于书铺的详细记载，但未提到茶食人。笔者推测对诉状人的保识，最早是由书铺承担的。茶食人保识制度形成于南宋。宋文献中记载茶食人出现的地区有荆湖南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我们可以判断用茶食人来为投状的诉讼人提供保识，应是南宋时普遍实行的司法制度。 值得指出的是，从狭义来讲，无论是书铺户，还是茶食人、停保人，从他们本身的职业规定性来讲，是法律人，而不是讼师。书铺、茶食人和停保人身份是官府认可而固定的，他们的本职是担任公证和保识业务，是协助官府维持地方司法秩序的，这是他们的主体身份。至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受利益驱动，私下转换角色，利用业务之便参与民间助讼活动，实质是身份的异化，是不合法的(100)。有的学者把书铺户纳入讼师之列，认为官府及士大夫与讼师并非全面对立，而是有所交融，宋代讼师活动“有限度合法化”(101)。这种看法值得推敲。首先，官府承认书铺的合法性，但给书铺的职业定位仅是个公证机构：“凡举子预试，并仕宦到部参堂，应干节次文书，并有书铺承干。”(102)代写诉状仅是其职责之一。即使为人代写诉状，也只是从规范诉状格式、为没有文化的百姓提供方便出发，他们不得“添借语言，多入闲辞及论述不干己事”(103)，禁止“不写本情，或非理邀阻”(104)，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如果说书铺户是讼师，那就等于说宋政府承认讼师的合法性了。正如夫马进所言，“如果承认了讼师，就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对诉讼本身的看法”，“也就不得不容忍‘好讼之风’和‘健讼之风’”(105)。这无异于将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司法惩讼理念颠覆了。事实上，只有当书铺户违反规则私下里转变角色为民助讼时，才扮演了讼师的角色。然而这种角色转变是官府决不允许的(106)。因此，书铺户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讼师之列。其次，从文献记载来看，官府对讼师尚无肯定的评价，有的尽是抨击和打压。基于传统的息讼、惩讼观，官府不可能与讼师交融。陈亮曰：“民病则求之官。”(107)即在官员看来，小民受到豪民恶霸的欺压，只能求助于官府，官府有责任为民做主，纾解民瘼，绝不会允许讼师染指其间。 处于传统司法文化背景下，由于宋代政府官员强烈的息讼、惩讼观的影响，加之宋代讼师群体的良莠不齐，其中不乏唯利是图者，他们干扰了正常的司法秩序，败坏了讼师的名誉，故讼师始终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地位。讼师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通常被视作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备受政府的歧视和打压。宋人陈耆卿曾奏曰：“臣闻民俗之不媺，非一端也，而健讼之祸为大。”(108)黄震曰：“讼乃破家灭身之本，骨肉变为冤仇，邻里化为仇敌，贻祸无穷，虽胜亦负，不祥莫大焉。”(109)绍兴十三年(1143年)，度支员外郎林大声奏言：“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言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他建议朝廷“不以赦前后编管邻州”，严加惩治。建言被宋政府采纳(110)。因此，讼师不可能得到国家的认可。他们只能是一个不合法的隐性存在的群体。这一法律人群体纳入了各种类别的人，有的雄擅一方，是乡间有势力的人；有的是科举考试不第的读书士子；有的是政府罢吏；也有家道中落者，甚至也有宗室参与其间，形形色色，是一支流动的不固定的法律职业从业队伍。 尽管宋代官府对讼师百般打压，然而讼师群体却有着广泛的生存基础，他们迎合了百姓的诉讼需求。“大抵田里农夫，足未尝一履守令之庭，目未尝一识胥吏之面，口不能辨，手不能书，自非平时出入官府之人，为之把持，则争讼何由而起。愚民无知，见其口大舌长，说条念贯，将谓其果可凭藉，遂倾身以听之，竭力以奉之”(111)。讼师为小民的诉讼出点子，如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自然受到小民的欢迎。宋代社会吏治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倪思曰：“州县吏莫难于守令，而居官廉介公正者，多不免。盖狱讼亲决，吏不得而干与，则绝其衣食之源一也；庭无留事，吏不得而屈滞，则绝其衣食之源二也；仓库出入，不容渗漏，则绝其衣食之源三也；二税正榷，不容多取，则绝其衣食之源四也。故廉介公正者为守令，吏或至困甚，日夜望其人之去，凡可以挤谤之者，无不为矣。”(112)宋代胥吏渔猎百姓、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现象十分普遍，百姓深受其害，导致民不信官府而信讼师，这就为讼师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胡石壁在一篇判词中曰： 词讼之兴，初非美事，荒废本业，破坏家财，胥吏诛求，卒徒斥辱，道涂奔走，犴狱拘囚。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已多；不幸而输，虽悔何及。故必须果抱冤抑，或贫而为富所兼，或弱而为强所害，或愚而为智所败，横逆之来，逼人已甚，不容不一鸣其不平，如此而后与之为讼，则曲不在我矣(113)。 在胡石壁看来，诉讼不是什么好事，只要不关涉当事人的家庭，就不要出头为人打官司，否则就是讼徒，理应受到惩处。只有到万不得已不容不鸣其不平时，才可提起诉讼。然而当社会出现“果抱冤抑”的状况时，当事的“小民生长田野，朝夕从事于犁锄，目不识字，安能知法？间有识字者，或误认法意，或道听涂说”(114)时，诉讼的结果往往丧财败家。在这种困局下，懂法而能为小民提供法律服务的讼师就显得很有用处了。 《夷坚志》载：“南康士人潘谦叔，世居西湖钓鱼台下，为人刚介，颇涉猎书传，亦常入官府，与人料理公事。”(115)宋人所谓“公事”，通常指的是诉讼案件(116)，而非仅如我们现代所言之公干。这位潘谦叔是位有文化的士人，经常出入官府，与狱吏沟通交涉，为当事人争利益，以求得案子的妥善解决。其身份无疑是一位讼师。在洪迈的笔下，此人完全是一个“刚介”正面型的人物。 《夷坚志》还载有一位叫王耕的人，“字乐道，宿预桃园人。读书不成，流而为驵侩，谙练世故，且长于谋画，乡人或有所款，则就而取法，颇著信闾里间”(117)。这位被人称作秀才的王耕，常替人解忧排难，在乡间很有威信，其间也不免为人助讼，故可列于讼师之属。 吴势卿曾曰：“甚矣，豪与哗之为民害也。豪民肆行，良民受抑，未必能诉，必有哗者出而攻之，纠合呼嗾，并力角特，虽甚豪亦岂能免。”(118)细读这条史料，拨开表面现象，不难发现，对于受豪民欺压的平民来说，讼师的助讼，无疑有利于贫民百姓对抗豪民恶势力。 胡石壁有一则判词曰：“新化本在一隅，民淳事简，果不难治。只缘有数辈假儒衣冠，与一二无赖宗室，把持县道，接揽公事，所以官吏动辄掣肘，赵添监其一也。蝼蚁小官，初何足道，蕞尔之邑，他无显人，愚民无知，以为果可凭藉，遂争趋之，以抗衡官府，其来非一日矣。”(119)这一判词是完全站在统治集团利益上抨击讼师的。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来看问题，其实讼师之中亦不乏有帮助平民百姓伸张正义、抗衡不良官吏的例子。有的讼师在地方上具有很高的威信，使一些平时作威作福的胥吏不得不有所收敛。蔡杭在论及婺州讼师金、锺二人时说道：“一郡哗徒之师。既追到狱，推款以下，畏威怀饵，逐日置酒狱房，与之燕饮，更不敢推勘，其威力过于官府。”(120)此判词将讼师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揭示得淋漓尽致。 胡石壁还有一件判词曰：“当职采之舆论，咸谓涛本非善良，专以教唆词讼为生业，同恶相济，实繁有徒。把持县官，劫制胥吏，颐指气使，莫敢不从。以故阖邑之人，凡有争讼，无不并走其门，争纳贿赂，以求其庇己。”(121)胡石壁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抨击了讼师。但反过来看，这则判词反映了讼师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贫民百姓利益时，与那些无所作为、抑或草菅人命的县官及胥吏发生了冲突。 平心而论，讼师虽有消极的一面，但我们应当看到，在宋代日益繁杂的社会发展态势下，这些法律人对于无法律知识的平民百姓来说，有其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自耕自织的小农社会，官民常发生矛盾对抗，官吏鱼肉欺压百姓，百姓通常没有良好的司法诉讼渠道，讼师往往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佐立治人在研究《名公书判清明集》的案例后指出，诉讼当事人常常不能靠自身的能力援用、解释法律，很多情况下要借助掌握丰富法律知识的第三者的智慧。《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122)。这第三者，通常就是本文所讨论的讼师。在法官断案层面，平民百姓需要能为他们伸冤的清官；在诉讼层面，他们同样需要能为他们出点子、帮助他们打官司的法律人。讼师是民间需求的产物，对于宋代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维持，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