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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额 《景定建康志》卷32介绍建康府的解额说：“晋元帝初，制扬州岁举二人”。“宋制，丹阳郡岁举二人”。“隋制，蒋州岁贡三人。唐制，昇州岁贡三人”。“本朝中兴初，建康府解额一十名。绍兴二十六年，增为一十一名”。“端平元年，守臣奏以建康行阙之重，请比临安府恩例，特与增添解额。八月十日，奉圣旨，建康府解额特增两名，共以一十三名为额”。由此可见，所谓解额，即是在乡举里选和九品中正制时代，各地贡士已有规定的名额，但并不以考试作为录取的标准；然而到了科举时代，要取得贡士资格，就须通过解试。 与解试密切相关者，是各州军有固定的贡士解额，即解试合格者有人数限制，贡士数不能超过解额。宋仁宗嘉祐时，规定“诸州解试额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额”[24](卷186嘉祐二年十二月戊申)，又“增江、浙、福建、川、广诸州军解额，凡一百三十五人”[24](卷191嘉祐五年二月丙寅)。 解额与科考的科目有关，也随着科目的变化而改变。宋仁宗嘉祐时，规定“应天下进士、诸科解额各减半，明经别试，而系诸科解名，无诸科处，许解一人。开封府进士二百一十人，诸科一百六十人，国子监进士一百人，诸科十五人，明经各一十人，并为定额”。[24](卷187嘉祐三年三月辛已)后来宋神宗熙宁时，取消诸科，其解额当然也随之取消。但到宋哲宗元祐更化时，又恢复诸科，重新立定诸科解额。后又在开封府另“置广文馆解额”。《元祐贡举敕》规定：“进士解额，开封府一百人，国子生四十人，其诸科依旧条，开封府二百四十人”。礼部“乞将诸科量留四十人解额外，其余二百人并开封府进士及国子生，共为三百四十人，发解广文馆生员”。后又将“本府诸科二百人并国子生四十人，共为二百四十人解额，并拨属广文馆”。[24](卷474元祐七年六月甲子) 相对固定的解额，其弊病是录取贡士比率的不均。宋神宗元丰末，陆佃说：“诸路州军解额多寡，极有不均。如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辄取一人，而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窃缘士人之盛，无如川、浙、福建、江南，今解名极少，不无遗才；其京东等路荐送之数太宽，滥得者众。”[33](卷4《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札子》) 《永乐大典》卷20308《天下第一》，引温革《琐碎录》说，“陕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皆为天下第一，它处虽效之，终不及”。大致自宋以降，福建人一直注重读书，故有“福建秀才”“天下第一”之说。即使到上世纪所谓文化革命前，福建高考成绩和录取比率往往居各省第一。赵汝愚谈论南宋福州的情况，甚为典型：“本州今次科场所纳家保状，计一万六千余人，他州军未有其比，而解额只六十二人，系二百七十方解一人。”[34](p.2226，卷169) 南宋后期，瑞州高安人姚勉说：“某之乡邦解额素狭，终场共三千人，而贡之仅数八，六经而缺其二，诗赋二千余人，而取其四。以是人才多困。瑞距临江止九十里，临江贡士三十二人，多瑞三倍。端平初，天下增贡士额，江西诸郡，袁首增其二，洪继增其三，瑞独不能请。每岁大比，惟有四散溢出，而试于诸路耳。瑞之士所以为甚可悯也。”[35](卷28《与蔡中岳书》) 由于录取比率之不均，于是士人们就纷纷设法，争取到录取比率高的地区或部门参加解试。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戚纶与礼部说：“今岁诸道进士仅三千人，诸科万余人。其中文理纰缪，经义十否、九否者甚众”，建议“诸色举人各归本贯取解，不得寄应及权买田产立户”。[24](卷60景德二年七月丙子) 金君卿说：“窃原士之所以轻去州郡，而乐趋府、监者，大抵以近年州郡立定解额，多不均一。及开封府、国子监素无定额，比之外郡稍宽，故外郡解额少处，竞奔凑京师。及府、监举人保明行实，约束未尽，致有冒名之弊。臣今以诸郡应举人数计之，有十人解一名处，有二十人及三十人已上解一名处，又况每岁人数多少不定，若只限以旧额，实见不均。”[34](p.2168，卷165) 宋神宗时，苏颂说：“天下州郡举子既以本处人多，解额少，往往竞赴京师，旋求户贯，乡举之弊，无甚于此。虽朝廷加以峻文，而终不能禁止者，盖以开封府举人不多，解额动以数百人，适所以招徕之，而使其冒法。”[34](p.2187，卷166) 南宋朱熹说：“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冐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36](卷69《学校贡举私议》) 叶適说：“解额一定，多者冐滥，少者陆沈，奔走射利，丧其初心”。“何谓解额一定为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时、酌中之法也。其时闽、浙之士少以应书，而为解之额狭矣。今江、淮之间，或至以仅能识字成文者充数；而闽、浙之士，其茂异颖发者，乃困于额少，而不以与选。奔走四方，或求门客，或冒亲戚，或趁籴纳。夫士之为学，其精至于性命之际，而其用在于进退出处之间，然后朝廷资其才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诱之于前，而以法限之于后，假冒干请，无所不为，然则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义理之当然者耳。则解额之狭于彼者，何不通之，使与宽者均乎”？[37](p.790，p.799，卷12《法度总论》三，卷13《科举》) 曹彦约说：“科举之弊，莫甚于牒试，而牒试之弊，莫甚于作伪。盖解额之有广狭，士子之有众寡，广而寡者，固已安其分，则狭而众者，必思所以为之计。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设为牒试之法，宽其进取之门，末节细故，未暇深察。于是改乡里以就他人之贯，改三族以认他人之亲，甚者改其父祖，改其姓氏，若得若失，尚未可知，而欺君之迹，已昭昭不可掩矣。今国子监牒试，其弊尚少，某不知其本末，未敢遽议。惟是漕试之弊，积习既久，士大夫互相欺诈，恬不为怪，败坏士子心术，莫甚于此。”[38](卷11《论牒试札子》) 刘宰建议说：“一曰罢漕司之牒而增解额，二曰罢太学之补试而用乡贡。今之牒试，凡曰避亲，曰随侍，曰门客，鲜非伪冒者，而贩鬻者居其半。士大夫皆知之，而不忍绝之者，正以解额不均之故。故莫若罢漕台之牒试，而增其额于诸州。取开禧三年诸州所申终场人为准(果欲行此，宜密而速)，每三百人取一人。顾今天下士子多，而解额窄者，莫甚于温、福二州。且如福州终场万八千人，合解九十名，旧额五十四名，与增三十六名。温州终场八千人，合解四十名，旧额十七名，与增二十三名。他州准此，人多额窄，则增之，人少额宽，则仍之。度所增不过数州而已。自温、福之外，所増不过三数人。”[39](卷13《上钱丞相论罢漕试太学补试札子》) 上列议论都是针对各地解额不均而发的，也反映太学之优惠，及国子监试、漕试之弊。程民生先生的《论宋代科举户籍制》，就专门论述了士大夫为争取科考资格和及第，假冒户籍成了相当普遍的社会问题。这与目前的异地高考有某些相似之处。按古代道德伦理，“奔走射利”，“假冒于请，无所不为”，“改乡里以就他人之贯，改三族以认他人之亲，甚者改其父祖，改其姓氏”之类，当然是不光彩、不道德的事。这也说明，所谓科考有助于提高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等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没有道理的。从总体上看，科考决不可能提高士大夫的道德水准。 此类假冒户籍等行为，“虽朝廷加以峻文，而终不能禁止者”。宋仁宗天圣时，上封者言：“今岁开封府举进士者至千九百余人，多妄冐户籍”。皇帝下诏：“举人有开封府户籍七年以上，不居他处者，听取解。虽无户籍，亦不曾占名他州者，先经所属投牒，察访行实，召京朝官二人保之，违犯，则保官以违制论。其外州寄应者，悉令还本贯，与理旧举场第。若行赂而妄冐乡贯三代者，以违制失论，不以荫赎”。[24](卷108天圣七年十一月癸酉)针对举子们在开封“旋置田土，妄召保官，寄立户名，罔冒乡县”的情况，宋廷规定：“举人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未及七年，不居本贯者，不在收接之限。”[14](选举15之7-8)这是对居住年限的限制规定。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开封府进士缘外州举人冒贯乡户，致本府人解送全少。其进士两举者，令召命官三人并本县官吏委保，听直赴省试，外州解额，令有司勘会，特与增添”。[24](卷134庆历元年十一月丙寅)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规定，“进士、诸科举人每三人为一保”，除了保官外，又实行互保制，“所保之事有七”，其第五条就是“籍非本土，假户冒名”。[14](选举3之23～25，15之12)《朝野类要》卷2《保头》说：“举人三举终场者，得为解试保头。”但依三人中有一人为保头的比例估计，不可能所有的保头都是“举人三举终场者”。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诏自今解发进士，太学以五百人，开封府以百人为额”。按照“旧制，开封三百三十五人，国子监百六十人。熙宁八年，合为一，以解额通取。至是复分，而太学生数多，故损开封解额以益之”。[24](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戊戌)后又改为“开封府解额并拨属太学，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人”。[24](卷310元丰三年十二月庚午)宋哲宗初，又“还开封府解额百人”。[24](卷361元丰八年十一月甲辰)这反映了开封府与国子监解试的分分合合。绍圣时，或“以国子监解额，许开封府举人就试。盖士人有且养且耕者，私计多不能入太学，又他处无户贯，即不得应举”。[24](卷514元符元年八月癸酉) 宋哲宗时，“先是，开封解额稍优，四方士子多冒畿县户，又隶太学，不及一年，不该解试者亦往往冒户。礼部按旧制，凡试国子监者，先补中广文馆生，乃投牒求试”。在宋代，参加录取比例较高的漕试、国子监试或太学试，是乡士大夫辈争取当贡士的重要门路。宋徽宗崇宁时，规定“外官子弟亲戚，许入学一年，给牒至太学，用国子生额解试”。[6](pp. 3661～3663，卷157《选举志》) 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公元1154年)正月“初诏郡国同以中秋日试举人。旧诸州皆自选日举士，故士子或有就数州取解者，至是始禁之”。[26](第3册p.324，卷166绍兴二十四年正月癸酉)这是利用各地乡试的时间差，而伪冒乡贯，争取多参加若干次解试。 宋孝宗乾道时，臣僚言：“科举之制，州郡解额狭，而举子多，漕司解，其数颇宽。士取应者往往舍乡贯，而图漕牒。至于冒亲戚，诈户籍，而不之恤。且牒试之法，川、广之士用此可也，而福建则密迩王都，亦复漕试。见任官用此可也，而待阙、得替官一年内亦许牒试。本宗有服亲用此可也，而中表、缌麻之亲亦许牒试。或宛转请求，或通问嘱托，至有待阙、得替官一人，而牒十余名者。欲乞申严诈冒之禁，其见行条法，候今举既毕，付之有司，重详损益，立为中制。”宋孝宗虽批准此奏[40](p.1904，卷24乾道元年六月丙午)，实际上也未能有何变革。 到宋光宗退位前，“革两川牒试弊”。“牒试者，旧制以守、倅及考试官同、异姓有服亲，大功已上婚姻之家，与守、倅门客皆引嫌，赴本路转运司别试。若帅臣、部使者亲属、门客则赴邻路，率七人而取一人。绍兴后，牒试猥多，东、西两川尤甚。议者以为滥。于是成都路以八十三人，潼川路以八十人为额。然此弊特两川为然，若夔、利路与东南诸漕司，则解额不过三数人而已。是夏，王溉自成都转运判官召还，入见，极言两路冒亲诡贯之弊，乞各存十人外，均与本路诸州。从之，仍各以二十人为额。丘崈时为制置使，复请每路止存十二人，若就试者少，则以二十人而取一人。奏可。旧例，命官锁印赴漕试者，与避亲举人同试。王巽泽为益漕，始令分场，以革假手之弊，于是四蜀皆然”。[41](p.36，卷3绍熙五年夏) 陈傅良说：“今夫立朝自厘务职事官，皆得以亲族子弟，牒国子监补解试，及监司、帅臣苟非在川、广二千里外，即子弟无收试之所。每遇大比，无所附着，稍知谨畏者大率无故而殿一举，不然，则为谬巧迁就，以避贡举条制。”[30](卷26《请对札子》二) 以上各种记录，无非是说明在宋朝的腐败政治下，尽管明令禁止，并采取各种限制规定，却难革解试冒滥之弊。 关于宋朝各州军的解额及其变化，裴淑姬先生的《论宋代科举解额的实施与地区分配》已作了初步的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