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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鲜遣使驻京之争 1898年初，受到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刺激，光绪皇帝亟欲推动变法，大事改革，却使清政府内部分裂为帝党、后党(50)，加剧了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权力斗争，也影响了中国派使赴韩的决策，发生皇帝与总署各行其是的情况。由于朝鲜称帝建国之举惹怒了唐绍仪，唐不愿理睬韩国政府缔约遣使的请求，韩国政府只好转托日本、俄国驻华公使帮忙，直接向总署照会。俄国署使巴布罗福(Aleksandr Ivanovich Pavlov)出面斡旋、代为说情，希望中韩两国建交、互派公使。(51)日本公使矢野文雄(1851-1931)也出面交涉，指出在韩华民人数众多，希望中国能与韩国签订平等之约。(52)由于韩国本为属邦，中国碍于名分，不便接待韩使，故总署的态度是“商约可订，使不可派”，并命令唐绍仪暗中打探韩国的派使计划与建交目的。(53)唐绍仪探悉情况后，指出韩使身分是二等公使，若赴京递书、请求缔约，总署将无法拒绝，皇帝也必须接见(54)，届时中国不得不以平行之礼接待韩使，因而建议总署由中国先行派使，“以示昔年主仆之别”(55)。此外，韩国得日本、俄国驻韩公使的支持，坚持遣使赴京、签订条约，不愿与唐绍仪签订通商章程，于是唐绍仪也建议总署尽早与韩国缔约，保护华商，避免另生枝节。(56)总署只好同意韩国派使赴京，商谈订约，但限制韩国只可派四等公使，由总署代递国书，无庸觐见皇帝。(57) 总署要求韩国派遣四等公使，乃因不愿韩国公使亲递国书、觐见皇帝，避免韩使以“鞠躬礼”觐见皇帝，这样等于承认大韩帝国的正当性基础，也等于接受韩国不再是属邦，中韩两国将平等交往，皇帝与韩帝也将平起平坐，成为“天有二日”的情况。(58)因此，总署决定套用中国与刚果缔约的前例，由总署代递国书，韩使不许觐见光绪皇帝，藉以避开觐见礼的难题。(59)可是，光绪皇帝不赞同总署的方案，反而答应“所有高丽派使、议约、递国书、觐见各节均准行”(60)，并要求总署“当按照友邦交际之礼接待”(61)，甚至命令唐绍仪不要再阻止韩国派使赴京。对光绪皇帝的命令，唐绍仪仍主张“中国先遣使赴韩论”，并指出中国是东亚大国，未便任韩国先遣使索约。中国可先派出四等公使，赴朝鲜订约，以示恩遇旧藩。(62)由于唐绍仪的劝阻，光绪皇帝收回成命，改由中国先派使节，但跳过总署，直接命令张荫桓负责拟写致韩国的国书事宜。(63)由此可见，光绪皇帝试图改变中国与外国交往的惯例，不满总署的交涉政策与解决方案，往往不与总署商量，只倚重具有外交经验的张荫桓。 张荫桓以《马关条约》第一款为依据，在国书上承认朝鲜为自立之国，但不提韩国称帝、改国号之事，并留好了后步，若韩国抗议此事，中国可以韩国未曾照会总署为理由，解释中国国书为何不提“大韩帝国”之事。(64)光绪皇帝同意张荫桓的意见，但要求唐绍仪打探各国致韩国国书的格式，并要求总署不管各国国书如何称呼李熙，中国国书必须与各国通例相符，不得独树一格。(65)至于赴韩驻使的人选问题，由于牵涉到中韩商约问题，总署几经挑选，最后决定由徐寿朋(?-1901)担任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66)总署为难的原因，乃据《国际法》规定，中国因未与韩国建交订约，应先派出全权专使，两国缔约后才能派常驻使节，负责华民事务，而四等公使权力不足，无法与他国订约，韩国必不愿接受。同样的，中国若准许韩使赴京，却不准他们亲递国书、觐见皇帝，恐怕韩国也不愿接受。因此，总署采用唐绍仪、马建忠(1845-1900)的意见，只是片面地强调“恩遇旧藩”之意，却没有在国书上说明徐寿朋的公使等级，更跳过派遣全权公使的步骤，直接派遣常驻使节，故采用“驻扎”二字，同时，国书也只称“朝鲜国”，不称“大韩帝国”。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也派沈相熏担任公使，并由韩国总税务司柏卓安(John M.Brown)拟写韩国国书。为了不让韩国先派使来华，李鸿章请副总税务司裴式楷(R.E.Bredon)发电柏卓安，说明中国已派使臣赴韩，应等中国使臣到达汉城后，再商办交涉之事。(67)驻韩总领事唐绍仪也向柏卓安重申总署的方案，只准韩国派四等公使，不准觐见，亦不可亲递国书。柏卓安反对中国提出的方案，也不满中国突然派使，打乱韩国的遣使计划，并点破中国先遣使的意图，甚至不惜威胁唐绍仪，韩国将不接待徐寿朋，避免他国误会韩国仍是中国属邦：“中国与韩无约，华使焉可称驻扎，显见华使韩，仍为属国，驻西藏、蒙古大臣均有此等字样。华不欲韩使赴京，韩未必接待华使……华不欲韩使赴京者，恐其呈递国书及觐见各节耳……华先遣使来韩，显见华视韩以大字小之意。”(68) 除了韩国强烈抗议之外，俄国、日本、法国、德国驻韩公使都询问唐绍仪：中国为何不派全权公使，也不言明徐寿朋为何等公使，反而用“驻扎朝鲜”四字作为徐寿朋的正式职衔，实不合乎公法惯例。法国驻韩公使葛林德(Victor Emile Marie Joseph Collin de Plancy)更批评中国有失分寸，“惟闻徐使驻扎朝鲜，此四字不甚妥协，恐韩人不乐闻”(69)。俄国驻韩公使马丢宁(N.Matunine)也频频发问，担心徐寿朋若担任二等公使，必能夺下公使团首使的位子，将使中国势力重新进入朝鲜半岛，不利俄国的发展。“俄使马曰：‘此次派来徐使系全权大臣否?’仪曰：‘徐使无全权字样，想是二等公使。’马曰：‘然则定约后，徐使驻扎韩国否?’仪曰：‘徐使系奉命驻扎朝鲜钦差大臣。’马曰：‘徐使当居各国使员之首。’仪曰：‘若是二等公使，徐使自应居首。’马曰：‘各国使员均是三、四等公使。若首使之座，久为一国使臣所居，不无妨碍公务。’”(70)从唐绍仪与各国驻韩公使的会谈内容，可见公使团特别注意徐寿朋职衔的“驻扎朝鲜”四字，认为中国使用“朝鲜”，即不承认大韩帝国的成立，而“驻扎”也是宗藩惯例的延续，只是职衔由“商务委员”换成“钦差大臣”而已。面对各国驻韩公使的质疑，唐绍仪只能推搪，敷衍以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