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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在日本的压力下，朝鲜国王李熙颁布《洪范十四条》，宣称朝鲜不再是中国属邦，正式割断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并改易尊号、爵位、文书名称，实行公历，建元年号为“建阳”。清帝国虽承认了朝鲜的独立主权，却一直没有派官驻朝鲜，也未与朝鲜建立外交关系，在韩华民的商务皆由英国驻朝领事代理，颇多不便。因此，北洋大臣王文韶根据过去派遣驻朝鲜商务委员的旧例，由唐绍仪以商界代表的私人身分，担任“朝鲜通商各口华民总商董”，听北洋调度，保护商民，催还贷款，这样清政府不需重新缔约，也不问遣使与否，便可回避“是否承认朝鲜独立”的问题。 韩国虽切断宗藩关系，但未能真正自主，尤其是“乙未事变”、“俄馆播迁”等事件凸显了朝鲜无法自立的危机，于是韩国君臣试图引入中国之力，破除日、俄合作谋韩之局，遂希望能与中国遣使缔约，重修国交。与此同时，韩国国内兴起反华的意识，消除过去依附于中国的痕迹，打破属邦格局，向西洋各国证明朝鲜自立的事实，实现“自立而不依于他国”的理想。对朝鲜联华又反华的举动，唐绍仪不愿卷入日俄纠纷，也不愿被朝鲜利用，于是拒绝朝鲜的要求，并批评朝鲜徒有自主之名却无独立之实，故不愿与朝鲜缔约，也不愿同意朝鲜遣使驻京并与中国建立对等的外交关系。而李鸿章则建议总署像英、法、德国一样设驻朝总领事，回避朝鲜的国体问题。因此，总署折衷两人意见后，决定不派公使，不递国书，不与朝鲜缔结友好条约，只承认朝鲜自主，但不视为平行之国，以保有属邦之体。中国新拟定的通商办法如同《中朝水陆通商章程》的延续，仍带有宗藩体制的影子，不但不能被朝鲜接受，也无法让日本与俄国满意。后来，英国公使出面支持韩国，总署只好同意韩国派使赴京，商谈订约，但要求韩国只能派四等公使，国书由总署代递，无庸觐见，商约由总署议定，藉以避开改易觐礼的难题。但光绪皇帝却答应“所有高丽派使、议约、递国书、觐见各节”，经唐绍仪上疏劝阻，光绪皇帝才改变主意，选定徐寿朋以三品京堂候补担任驻扎朝鲜国钦差大臣。 对中国派使驻韩之事，俄国、日本、法国、德国驻韩公使都有所质疑，认为中国延续宗藩惯例，仍视韩国为属邦，并不承认大韩帝国的正当性。因此，光绪皇帝下旨将徐寿朋的职衔改为“全权大臣”，删去“驻扎朝鲜”字样，并在国书上称朝鲜国为“韩国”、称高宗李熙为“韩国大皇帝”，承认韩国的平等地位，改革中国与外国交往的惯例。不过，从《中韩通商条约》议约过程来看，中韩两国在外交形式上虽然完全平等，但中国并未抛弃“名分秩序观”，仍认为韩国是比中国低一阶的贫弱之邦，亟需中国多给优惠，曲加体恤，这点可由徐寿朋尚有“朝鲜旧为藩属”的心态得到证明。可以说，中朝宗藩关系与宗藩体制虽不再存在，但当中国与韩国重订商约时并不以中韩两国商民权利为首要考量，而是从“名分秩序观”出发，反复强调中韩两国的特殊关系，不惜牺牲若干商业利益，可知中国与韩国虽切断了宗藩关系，却仍保有“名分秩序观”的文化体认，这成为甲午战后中朝关系的基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