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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唐代“开元后礼”的建设可以分为不同时期，开元后期与天宝时代以皇帝为首对《开元礼》所建制度大兴改革，并建立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崇拜体系。安史乱后面临对《开元礼》和天宝改制的选择，从建中、贞元初以《开元礼》的继承和回归为主，到贞元后期和元和中更多地纳入新制而进行调整，变化的因素不断增加。而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则通过对制敕的删修得以实现，体现了礼制以皇权为中心的意义和时代对变革的需求。与此同时，道教祭祀与代表皇帝私人和家族性质、表达皇帝个人意旨的“私”礼(或云“家礼”)进一步结合，与作为国家公制的礼仪同存共融，形成了中古时代礼仪的新概念和新特色。 【关 键 词】开元后礼/《开元礼》/回归/改革/道教祭祀 【作者简介】吴丽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 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有“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的著名论断，①在这个前提之下，《大唐开元礼》和“开元后礼”或许也可以作为一个分期的界限。“开元后礼”是姜伯勤在《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一文中首先提出，②他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唐礼的发展大体可分为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开元后礼’等四个阶段。所谓‘开元后礼’的流变，尤以唐德宗贞元(785—804)至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的变动引人注目。”文章论述了贞元、元和间变礼的时代背景，以及从《大唐郊祀录》、《礼阁新仪》、《曲台新礼》、《续曲台礼》及敦煌S.6573v郑余庆所著元和《大唐新定吉凶书仪》所表现的变礼趋势与礼仪的仪注化、庶民化、日用化等问题，提出贞元、元和时期是一个变礼迭出、仪注兴革的变化纷陈的年代。 姜先生的文章精辟地指出了唐后期礼的发展线索和特色。在此之后，笔者曾撰文响应姜先生的观点，并具体分析了《开元礼》以后的变化，以及唐后期特别是贞元、元和之际在强调《开元礼》原则的同时却不断修改、补充、创建新礼仪注的过程，认为《开元礼》被参照、吸收与被舍弃、取代构成了唐后期关于《开元礼》的两个方面，是唐礼不断革新的写照。③然而现在看来，对于唐朝后期礼的认识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因为就礼制的变革而言，从开元、天宝至中晚唐五代毕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战前乱后在对《开元礼》的取舍之间，有着态度取向与吸收程度的分歧变化，不应笼统地一概而论。本文即是试图对此变化的内容及阶段性进行分析，并针对礼制在天宝以后围绕皇帝礼仪、皇帝制度为中心的特点作出说明，从而对变化中的国家礼制与皇权的关系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和剖析。 一、“开元后礼”及其前后分期 “开元后礼”一词，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载“韦渠牟《贞元新集开元后礼》二十卷”。④《玉海》也载此书，⑤并引《会要》(按今本《唐会要》无)注明此书乃“贞元十七年(801)七月上”，可见其名出自于此。但“开元后礼”并非和《开元礼》一样是一部礼书书名，也没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时间范畴，就《玉海》所指而论，其涵盖的时代应该是从《开元礼》撰成的开元二十年(732)以后，直到韦渠牟上书的贞元十七年以前。 但广义的“开元后礼”还可向后延伸，如包括《大唐郊祀录》、《礼阁新仪》、《曲台新礼》、《续曲台礼》等书在内，所记都是“开元后礼”。王彦威元和十三年(818)关于《曲台新礼》的上疏，计算其时间有“自开元二十一年已后，迄于圣朝，垂九十余年矣”的说法。⑥如果将晚唐、五代也当作后开元礼时代计算进去，则时间跨度更长。 在此期间，礼制的变化波澜起伏、内容丰富，各个时期呈现不同特点。但如果根据变化的特点进行分期，显然并不十分容易。粗分一下，可以大致划为安史乱前和乱后两大时段，安史乱后又可再分为肃代时期、建中元和、长庆以后及唐末五代等，其中以开元后期至元和的近90年最为关键。 开元后期至天宝乱前20余年，是对《开元礼》进行调整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从国家祭祀到其他礼制，礼仪观念和内容方式因吸收佛、道教因素，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肃代以后虽基本沿袭天宝，但朝野在对战乱进行反思的同时，对于其中变化有了更多甄别与思考。辉煌的儒家典制是国家强盛之象征，故回归《开元礼》亦成为时代的总体目标。以德宗建中初即位为契机，重建礼制被作为具体的政治措施来实行。随着政局进一步稳定，唐人对《开元礼》和天宝以来的改制有了更加现实的选择。贞元中后期至宪宗元和时代，礼制方进入真正的变革期。总的来看，从建中到贞元、元和，礼制的发展有过取舍之间的过渡和转折；而当宪宗元和之初落实《开元礼》的号角吹响之际，才是抛弃成规建立新礼仪注之时。穆宗长庆以后，礼制沿着贞元、元和时代的改革批判路线继续发展，五代则延续对《开元礼》的理论崇拜和实际背离的两条路线，反射出开元后礼的时代余波。 由于建中到贞元、元和时期的礼仪于唐后期礼制发展关系最大，本文将集中探讨其中的变化特点。但天宝前后的变礼是唐后期礼制变革的基础，所以先论述开元后期至天宝时代的礼仪线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