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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中古皇帝礼的分化与专制皇权走向成熟 综上，本文论述了“开元后礼”的发展变化问题，试图说明两项内容。一项是“开元后礼”的分期，认为可以粗分为安史乱前和乱后两个时期，安史乱前即开元后期至天宝作为变礼的首创期不应被忽略，而在唐后期最重要的变礼时期，也应当有建中、贞元初以及贞元中后期至元和这样不同特征、不同取向的阶段划分。 另一项是皇帝“私”礼的分化及其与国家公制的融合。姜伯勤分析贞元、元和五礼之学以变礼为特征的两条线索时认为，一条线索是通过郊祀礼、宗庙禘祫制度的整备及简约化，进一步强调王朝正统性及中央集权绝对性的象征意义；另一条线索是将士族家礼、家训和通行习俗纳入五礼中，使礼仪庶民化、实用化及不与社会生活脱离，用国家提倡的意识形态来提升日常生活习俗，通过新规范来巩固统治。这两条线索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此之外，笔者以为如果就国家礼制的层面而言，也有两条线索，即一条是代表正统国家制度的儒家礼仪，另一条便是代表皇帝的私家典礼。后者是较隐蔽但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标志着专制皇权在国家礼制中的地位和发展。麦大维在对《开元礼》进行研究时，对礼典的性质早有分辨，他指出礼典所反映的是儒家仪式，在此之外还存在佛教、道教的非儒家信仰，但他认为后者只是属于私人的场合，两者的界限是清楚的。(79)这一点自是毫无疑问。但公私的立场和界限在皇帝礼上逐渐模糊与融合也是事实。开元天宝时代，这一线索愈加明晰起来，特别是皇帝“私”礼以宗教形式为代表和特征，与儒家理论的国家礼制同存并立，无法截然区分，但私礼公制的性质并不能全然抹煞。 皇帝制度的加强与皇帝“私”家典礼的登堂入室是开、天变礼的最大特征。在此之前，皇帝与国家常被看作是一回事，皇帝制度就是国家制度，似乎也无国家礼制之外的皇帝礼仪。宗庙即国庙，郊天即皇天，皇帝个人感情服从国家需要和规定，两者之间仅有共性而无明显区分，皇帝的私人意愿无法在庙堂上表达。但是皇帝的家礼、私礼其实一直有，只不过没有公开出现或多是私下进行。开、天以后出自皇帝个人意旨的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表明，皇帝的私人感情、信仰已开始通过这种礼仪形式得到伸张，并开始渗入国家礼制和国事活动。这些礼仪建立的宗旨是为皇帝个人及家族服务，是代表皇帝，礼仪的内涵则是以皇帝意旨为中心的“私”礼公制化。虽然，在国家礼仪中突出皇帝意志并建立宗教性质的祭祀在高宗武则天以后就愈来愈多，但这一线索在开、天后才逐渐明确，国家制度中开始发生这种分化，也是变礼前后一个质的不同。 儒家礼制长期被作为治国的根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但皇帝的宗教崇拜却似乎混淆了这一概念。开、天变革时代的礼制既然有如此复杂的背景和不同于以往的含义，则之后的礼仪便必须对此表明态度，也即在开元礼和天宝礼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安史乱后礼仪变化的分水岭和标志，也是礼制变化中无法超越的核心问题。因此乱后国家礼制和皇帝礼的问题，是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方面，是国家礼制也即儒学体制的恢复和重建。这在建中和贞元初，是以《开元礼》原则的落实为主导和号召。由于这一努力，国家礼制仍得以儒家礼为主体。贞元中期和元和以降，礼学之士仍以此为目标和方向，但在不断更新和修改礼制的同时，也根据现实的需要吸收天宝制度，使这一融入改革内容仪式的“开元后礼”真正取代《开元礼》成为国家的指导原则。特别是不仅因皇帝亲祭及宗庙禘祫展示王朝的统治，元和以后更通过制敕的甄别、修订实现对《开元礼》的“删定施行”和改造，总结和肯定以往改革成果，从而加强了司法的权威性，提升了皇帝在礼仪中的主导地位，皇权的至高无上已经在朝廷礼制中得到充分体现。 另一方面，带有宗教、其中特别是道教色彩的祭祀和崇拜，作为代表皇帝私家性质的礼仪始终存在，虽然屡经儒学之士反对，但在皇帝的要求下，却已经深深地嵌入唐后期的郊庙礼仪，从而进入国家礼制的主体部分，成为儒家礼无法排斥和拒绝的异类内容。此种变化经过长期发展而积淀，有其形成的客观背景，对此，我们固然可以用唐宋之际礼仪的世俗化，以及民间祭祀对于宫廷影响的深入来解释，但这仅仅是一方面。中古社会由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化的过程之中，皇权至上观念和专制制度的成熟，才是引起这一变化更深刻的原因。国家礼制中出现的道教(亦包括佛教)崇祀是皇帝坚持将个人意念以及皇家私礼、家礼灌输入国家制度的结果，皇权的支配性和皇帝个人意志的拓展由此决定了其个人信仰与国家礼体的同存共融，这也是社会变化在礼制中的必然反映。不过，有一点是要强调的，即这种礼仪尽管也会被作为“公”制来实行，但它的私礼性质却从不曾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制度作为国家统治根本理念的地位从未发生动摇，宗教崇拜也始终没有成为真正的“国教”发挥引导民生和社会发展的主流作用。这恐怕不仅是在中古，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流中一个特殊而值得深思的现象。当然，宋以后宗教祭祀的神灵和方式也以不同的途径不断渗入到国家祭祀系统中，未必都是因为皇帝。但这是有关国家祭祀礼仪世俗化的问题，并不影响本文关于皇帝礼仪性质的判断。由此而言，宋以后的士大夫最终能够接受两种礼制并存的现实，或者亦不难找到答案。 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