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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韩通商条约》的签订 1898年10月15日，光绪皇帝颁下谕旨，将徐寿朋的职衔改为“全权大臣”(71)，暂用礼部铸造“大清钦差出使大臣”的木质关防，令其全权负责与韩国外部酌议商约。而从徐寿朋奉到的国书内容可见光绪皇帝遵循西洋各国的通例，文书的称呼抬头直接以“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称朝鲜国为“韩国”，称高宗李熙为“韩国大皇帝”，删去“驻扎朝鲜”字样，并将徐寿朋的职衔明定为“出使大臣”，指明徐寿朋是订约专使，负责议定商约，而非“常驻使节”，以符合各国通例。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中国国书对韩国君主的称谓是“大皇帝”，而不是“大君主”。若称朝鲜高宗为“大君主”，英译名将比照King，韩国亦被当作Kingdom，而不是Empire。既然大清国书已称高宗为“大皇帝”，即承认大韩帝国的存在。由此可见，徐寿朋的职衔与中国国书都体现了光绪皇帝的意志，不再将韩国视为旧藩，尊重韩国为独立自主之国，并检讨总署的交涉政策，抛开过去宗藩体制的惯例，务求与国际社会的出使习惯与礼宾制度同步，甚至明令总署不得以“昔日旧藩”为由，阻碍中韩派使缔约之事。(72) 1899年2月1日，高宗皇帝以西礼接见徐寿朋。高宗皇帝西装戎服，握手为礼，立受国书。徐寿朋展读颂词，与韩皇问答，计连进殿门、近御座、退出殿门，前后共三鞠躬。(73)对此，有些学者认为，在外交形式上，中韩两国已完全平等，讲求等差秩序的宗藩体制也就此瓦解。实际上，中国并未抛弃“名分秩序观”，只不过从君臣名分的宗藩关系，转换为兄弟情谊的友邦关系，并认为韩国旧为属藩，亟需中国多给优惠，曲加体恤。这点可由徐寿朋对《中韩通商条约》的基本构想得到证明。徐寿朋赴韩之前曾草拟与韩缔约十四款底稿，徐寿朋认为，过去中国因无通晓外事之人，与西洋各国立约多有吃亏，治外法权全失，通商税额也太轻，丧失不少权利，应力图补救。现今，韩国欲与中国签订新的通商条约，考虑到韩国旧为属藩，国小而贫，强邻环伺，中国不忍占彼便宜，应多加体恤，优待韩国商民，并参酌英、美、日本诸国与朝鲜的商约条款，不必提出特殊要求，与西洋各国有所区别。只要中国不存有歧视之意，韩国也不会心有芥蒂、特别刁难中国。(74) 《中韩通商条约》的议约过程费时八个月之久，多有波折。中韩两国虽决定以各国条约为准，但当双方开始讨论具体事项时却屡屡争论，主要集中在下述四项议题：一、在韩华民是否可在汉城居住。韩国要求在韩华民迁出汉城，移往口岸。徐寿朋拒绝接受，还质问韩国准许日本人在汉城居住，中国人自然也可在汉城居住，况且朝鲜素为中国属邦，怎可只优待日本，却不优待中国。(75)二、在韩华民是否归韩官管辖。韩国欲按照欧美通例，要求治外法权，让在韩华民归韩官管辖，在华韩民则归华官管辖，并推翻过去《中朝水陆通商章程》的治罪办法，不让中国律法凌驾于韩国律法之上。但徐寿朋反对朴齐纯的提议，认为韩国律法并未真正改革，多有不合理之处，怎可依照韩国律法处罚在韩华民，在韩华民应交由中国领事官按中国律法审判。而且中韩国壤皆毗连，边民不易管理，两国罪犯容易跨越国界，匿名潜逃，两国应互相协助，查明交出，遣返罪犯，不得隐匿。(76)三、韩国政府是否撤销汉城开栈。韩国一直想废止各国商民在汉城开设行栈之例，但各国推说汉城开栈之例乃自中国滥觞，应先与中国商允，各国才能同意撤销。因此，韩国政府比附北京不准通商之例，指出朝鲜在北京会同馆的使节贸易既已取消，当初《中朝水陆通商章程》准许华民在汉城开栈一款自然失效，必须撤销华商的汉城贸易权。徐寿朋反驳说，北京本来就不在通商之列，朝鲜原是属邦，才可在北京贸易。现韩国非属邦，自然不准在北京贸易，西洋各国同样不准在北京通商，并非有心亏待韩国。反观汉城，本是通商之处，华商自可在汉城开栈。中国无法答应汉城开栈的撤销，不仅关系华民利益，且牵涉各国条款，应暂缓办理(77)。四、红蔘是否出口问题。红蔘是韩国重要的经济作物，向来不许外国商人自行贩运出口，因而韩国与各国立约，均禁止红蔘出口。但当初为了加强中韩宗藩关系，增加中韩商民的交易量，于是在《中朝水陆通商章程》里，特许中国商人只要向商务委员请领文凭，便可从陆路出口红蔘，运至中国，但运至中国后，不得再私运外国，违者惩处。现今，韩国政府欲收回红蔘特许权，重新修改中国由陆路贩运红蔘的规定，要求买卖红蔘，须得到韩国政府的批文，仍走陆路，由义州进口北京。违者罚货没官，分别惩罚。(78) 对四项议题，中韩双方讨论许久，久久未能定案。为了拉拢中国，韩国政府频向徐寿朋表达“内向之心”(79)，承诺尽量优待中国商民，于是在红蔘买卖与汉城开栈二事上，都做了让步，使中国可保留汉城通商之权。最后，双方取得共识，在政治上尊重韩国的独立主权与法律效力，领事等官不许商人出任，出使大臣与地方官平行往来，中韩商民犯罪各依本国法处置；在通商贸易上延续1882年的《中朝水陆通商章程》，但废除过去的会同馆贸易与边市贸易；在边界未定、边民越境囤垦问题上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刁难韩国边民就食东北。1899年9月11日，徐寿朋与韩国外部大臣议约代表朴齐纯正式签订通商条约。(80)《中朝水陆通商章程》与《中韩通商条约》的异同见表1。 《中韩通商条约》的签订代表着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从议约过程来看中韩关系相当微妙，中国虽不再视韩国为中国臣属，但还认定韩国是被迫自立、向往内附的小邦，中国当然要给予优待，尽力扶持。(81)中国代表徐寿朋对韩国的态度，既要视同旧藩，给予较多优待，又要顾虑现实，注意边界接壤，防范边民盗垦走私、骚扰东北。而朝鲜代表朴齐纯对中国的态度，回避中韩宗藩关系的存在，但为了收回当初给予中国的特许权，又不能不爬梳历史，重提《中朝水陆通商章程》的规定，作为修约的依据。由此可知，中国与韩国重新签订商约时，仍强调中韩两国的特殊关系，可知中国与韩国仍保有“名分秩序”的文化体认。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大胜俄国，与俄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Treaty of Portsmouth)，俄国承认日本拥有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上的优越地位，俄国不得妨碍日本指导、保护、监理韩国政府的措施。中国无力制止日、俄冲突，只能置身事外，务求将东三省的损失减到最小。(82)1905年11月26日，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1865-1936)照会中国外务部，说明日本将设置韩国统监府，负责监督韩国外交权，保护韩国人民的利益，希望各国撤退驻韩公使，不要再插手韩国事务。(83)当日本要求各国撤走公使时，外务部本打算观望，但见英国力挺日本，欧美各国也没有反对，还撤退所有外交人员，外务部只好令驻韩公使曾广铨(1871-1930)撤回，(84)并由驻日本二等参赞马廷亮出任驻韩总领事。若日后遇有中韩交涉事务，由驻韩总领事向日本统监府反映，将交涉情况随时回报外务部及驻日公使。(85)1910年8月22日韩国宣布日韩并合后(86)，外务部很快下令，废止1899年签订的《中韩通商条约》，撤除驻韩总领事一职，韩境相关事务改由驻日公使管辖(87)，并听从东三省总督锡良(1853-1917)的建议，著手解决中韩界务纷争与边民混杂的问题(88)，要求驱逐在边境的韩民，不准他们越境囤垦，避免日本藉边民问题，向中国要求保护侨民，行使领事裁判权，或由日人担任巡警，逐步侵夺东三省的利权。(89)不过，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清政府大势已去，无暇处理中韩边民的国籍问题与中韩边境划定事，只能留给北洋政府善后了。(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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