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探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才得以正式开展，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研究方法上从物质文化消费进入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引领风气。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士人或文人的生活、物质生活消费、城市生活等方面。未来或许会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的关联特别是货币使用方面着力，还会加强借鉴并整合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以及跨学科研究，也会用力于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村、不同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 【关 键 词】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生活方式/明代/民生/物质文化 【作者简介】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 “日常生活”这一用语大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般理解为人类为维护生存反复出现的行为，如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信仰行为等。明代社会史的研究中，最近二十多年来生活史的探讨越来越多，但一般使用“社会生活”一词，人们对其理解似乎更加宽泛。事实上，人们一般不太强调区分“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二者的使用往往糅合在一起，讨论生活问题时不易将二者严格区分开来。作为新兴起的“日常生活史”，更强调与文化史的关系，有新的学术追求，值得倡导。本文以“日常生活史”为题的学术讨论，并不是严格学术概念理解下的分析，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学术理念与学术分析的方向，因此所梳理的明代生活研究的学术史，也包括了“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明代生活史的研究尚无专文讨论，笔者试为之，不足之处一定不少，尚请方家予以指正。 一、明代生活史研究的历程 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明史学家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研究。 1934年吴晗先生所写两篇论文论述到明代中后期的生活问题，《〈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所集中描写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市井社会的奢靡淫荡的生活。”这种市井社会的生活，是通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市民生活”展示的，生活上“表现出两个绝对悬殊的阶级”，对于“社会上的有闲阶级”而言，“妓女、小唱、优伶、赌博、酗酒，成为日常生活”；农民则“过着饥饿困穷的生活”。他指出地方志“所描写的‘市井贩鬻’‘逐末营利’商业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生活，不恰就是《金瓶梅》时代的社会背景吗？”①吴晗此文旨在解决《金瓶梅》的产生时代，由于采取的方法之一是将书中描写的生活与明代文献记载生活相近时期加以比较，就呈现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与生活，从文中使用的“个人生活”、“市民生活”、“日常生活”的用词来看，从将生活区分两个“阶级”即上层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市侩，即有闲阶级)、农民来看，作者具有将生活进行社会分析、阶级分析、多样性分析的考虑在内。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一文，更使用文集、笔记等资料，揭示晚明仕宦阶级生活的骄奢淫逸，引用弘正时人周玺《垂光集·论治化疏》所说：“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借贷费用，习以为常。居室则一概雕画，首饰则滥用金宝，倡优下贱以绫缎为袴，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奢靡僭用之习自如。”据此认为：“在16世纪初期的仕宦生活已经到达这地步。风俗之侈靡，自上而下，风行草偃，渐渐地浸透了整个社会。”②并论述士大夫生活的园亭之盛、饮食衣服求精侈尚、狎优纵博、广蓄声伎等诸多方面内容。 1943年写作、1991年作为遗作才正式发表的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一文，探讨了新仕宦阶级的产生、法律所规定的特权阶级、进入仕宦阶级的梯子——科举和学校、贪污的吏治、乡绅——举贡生员和乡宦、文化与生活六个问题，在文化与生活部分，作者列举了从正统到崇祯的史料，论证仕宦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风气，认为： 这一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故束之高阁，即切身的现实的如何作(做)事，如何从政，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却用全副精神来讲求物质的享受。一般的说，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刻意谋生活上的舒适、纳姬妾，营居室，筑园亭、侈饮食、备仆从，再进而召妓女，养优伶，事博弈。雅致一点或附庸风雅的更提倡玩古董、讲版刻、组文会、究音律。这一阶级人的生活风趣影响了文学、美术、建筑学、金石学、戏曲、版本学……等部门，使之具有特殊的时代的面目。③ 吴晗使用了大量笔记、文集等资料，详细说明仕宦阶级生活的腐败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指出了“生活风趣”影响了多种文化部门，构成时代特色，会增强读者对那一时代的联想。 1949年以前论述明代生活的研究极为罕见，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之前，也只有吴晗等在五六十年代发表有关古人日常生活方面普及性短文，如《谈烟草》、《古人的服装及其他》、《宋元以来老百姓的称呼》等中涉及明代的内容。当时历史学研究的重点是政治影响下的社会形态史，讲生活史有些另类，即使学术地位、政治地位兼具的吴晗也不无小心，他在《谈烟草》结尾时说：“我想，谈一点对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事情，了解它的发生和发展，以至对于人民生活、国家经济的影响，也不是不值得的。”④王宏钧利用图像介绍了明代北京社会生活。⑤ 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明代生活史才得以开始正式研究，其标志是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从事哲学研究的王玉波将生活方式理论引入了史学研究，呼吁人们开展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认为社会史是以人的社会生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为基本内容，就是生活方式演进史，而把社会发展史作为哲学范畴。⑥1986年10月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举办的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⑦冯尔康、宋德金等学者较早尝试进行社会生活史性质的断代社会史研究。⑧1987年彭卫论述了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方法，⑨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并进行社会生活史理论探讨。⑩该项目出版了陈宝良的《明代社会生活史》，(11)反映了中国大陆明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水平。该书论述上层与下层社会及其生活，服饰、饮食、居住、行旅交通的生活，家礼：冠婚丧祭，宗教信仰，节日与仪式，休闲与娱乐，社交礼仪等生活内容。在深入挖掘资料的基础上，呈现出明代“社会生活”的面相。江南地区的社会生活也出版了专书。(12) 改革开放不久，明史学者关注生活史内容。王春瑜先生从事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文化研究，他认为嘉靖、万历时期江南园林兴盛，属于消费性文化。他也探讨了明朝酒与皇帝、宦官、政风、妓女的关系，强调明代商业文化与消费的兴盛，所写关于吸烟、文人下海、官场吃喝风的随笔颇具生活史意趣。王春瑜本有写作“明代社会生活史”的打算。(13)另一位明代文化史学者刘志琴更早一些写出了明代城市民变与士大夫、商人资本对社会影响、城市风尚的论文，将商品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活的变化纳入视野。(14)还有其他学者发表了有关城市生活、造园风气、戏曲欣赏的论文，比较关注士大夫、文人的生活与动向。(15) 生活史研究可为文化史与社会史架起桥梁，“日常生活”更能体现这一特性。刘志琴提出“世俗理性”这一概念，她说：“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入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16)日常生活研究正是发现世俗理性的场所。她还强调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形式，呼吁学术界“发现生活”。(17)2008年中国社会史学会举办了“日常生活与政治变动”学术研讨会，(18)在加强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同时，亦注意日常生活与大历史的关联性。我认为生活史应当从社会生活向日常生活转移，日常生活史应当成为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19)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将日常生活史作为重点研究，2011年起连续三年举行了“中国日常生活史的多样性”、“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生命与健康”、“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地方社会”这些推动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20) 近年来也有以“日常生活”为题的明代生活史专著。如宋立中著《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21)不过从该书的“绪论”来看，无意从严区分“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行文中使用较多的是“社会生活”一词。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婚姻礼俗与社会变迁探讨婚嫁论财风尚以及婚姻礼俗自明清以至民国变动过程；中篇消费文化与消费服务，分别阐述了婚礼、节日、鲜花、时尚消费文化以及游船、旅馆、娱乐服务业的经营形态，并论述了明清的消费政策；下篇休闲生活与雅俗冲突，着眼于妇女“冶游”等休闲生活实践及其与传统礼俗文化观念的冲突。该书如题目所示，探讨消费文化是其特色。宫廷生活史也得到开展。(22) 台湾地区明代生活史的研究，也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1998年，吴智和在中国文化大学开设“明代社会生活史”课程，组织学生编辑了《明代社会生活史类目》，包括人口流动、阶层关系、户籍管制、里甲村社、婚姻关系、家庭结构、社会救济、社会风俗、文娱活动、文人生活、商人生活、妇女生活、城市生活、饮食生活、饮茶生活、饮酒生活、服饰衣冠、信仰生活、宗族生活、园林生活、社交生活、旅游生活共22个类目。(23)吴智和研究茶生活，指导学生完成了有关旅游、家居生活的研究。(24)王尔敏也是较早进行明清庶民日常生活研究的学者，他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第三章“日常生活的节奏”就饶有趣味，第五章“日常礼仪规矩”谈朱子《家礼》广行民间的问题，也是重要的。(25)世纪之交，以中研院为主，出现了重视“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集体研究风气，1999年9月熊秉真催生了“物质文化、日常生活与中国”读书会，2001年1月正式开始执行王泛森与李孝悌主持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研究计划“明清的社会与生活”。该计划陆续举办“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中国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过眼繁华——明清江南的生活与文化”三次国际研讨会，2005年出版一部专书《中国的城市生活》(收录13篇论文)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的“明清社会与生活”专号(收录5篇论文)。2006年1月，李孝悌主持新的三年期中研院主题计划“明清城市文化与生活”，九个子计划内容包括明清江南城市中的“时尚、豪宅、情色、节庆、寺院、感官之娱、城市文学”以及城市居民的“认同政治”与“工作习惯”变迁；同年十月，举办“由帝制晚期到近代初期——江南的城市生活”国际研讨会。2007年12月举办了“进入中国城市：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由王泛森、李孝悌先后主持的上述两项计划，一定程度上受到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启发。(26)关于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两项研究的关系，邱彭生主张发挥二者的“辩证”效果，即“一方面讨论各项对象及其相关社会现象的物质文化演变内容，藉以增进对日常生活结构演变与意义建构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同时努力‘发挥同理心’并带着批判性的现实关怀去探究日常生活的古今之变，进而凸显物质世界变动背后所黏着贴附的‘新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秩序’。”(27)具有综合性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两种，一是胡晓真、王鸿泰编《日常生活的论述与实践》，(28)该书以生活为主题，包含天子至庶民、生活与规范、生活与知识、生活与文化四个子题，代表四个不同层次或面向的生活史探索。其中明代部分的论文有：邱仲麟：《点名与签到——明代京官朝参、公座文化的探索》、邱澎生：《有资用世或福祚子孙——晚明有关法律知识的两种价值观》、林丽月：《万发俱齐：网巾与明代社会文化的几个面向》、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宵，夜禁与狂欢》、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产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商伟：《日常生活世界的形成与建构——〈金瓶梅词话〉与日用类书》、马孟晶：《文人雅趣与商业书坊——十竹斋与胡正言的出版事业》、白谦慎：《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以傅山为例》等。台湾的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主要表现在城市生活史、消费文化、旅游活动等方面；二是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29)其中明清部分的论文有：王鸿泰：《明清的士人生活与文人文化》、费丝言：《明清的城市空间与城市化研究》、巫仁恕：《明清的广告文化与城市消费风尚》、邱仲麟：《晚明以来的西洋镜与视觉感官的开发》。代表性的研究专著，以巫仁恕对于江南消费社会的探讨引人注目。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30)提出明代江南消费社会说，还就研究消费文化的方法、女性的消费文化进行了探讨。(31)需要指出的是，台湾研究明代生活史的重要学者如王鸿泰、巫仁恕、邱仲麟等系出台大，受到提倡明代社会风气研究、(32)城市史研究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的深远影响。 在欧美学界，关注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从文化消费进入是其重要的研究手法。英国学者柯律格是研究物质文化消费的重要学者，他关于探讨明代士大夫艺术品趣味、时尚与“雅”“俗”社会阶层区隔意义的探讨，为人们探讨日常生活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树立了楷模。(33)他也研究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认为“要认真对待‘视觉文化’这一还在发展完善中的理论范式，研究该视觉文化的一部分，即明代社会生活中各类图像的总合，同时也研究明代社会中的‘观看’及其视觉文化。”(34)柯律格还借鉴人类学的礼物交换理论，探讨书画的礼物性质与社会交往，就文徵明的社交艺术深入研究，对于讨论文人的生存方式与艺术品的社会意义、生活意义，提供了一个研究范式。他注意书画作品制作时机与场合，在送礼的活动中找到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认为“日常生活中早已存在着一套言语与姿态的陈规，以界定种种收受的时机与场合。……艺术作品视为需要解释的物品，而社交网络则成为至少可以提供部分解释的脉络及背景。”(35)美国学者高居翰对画家生计的探讨，也使人们进入艺术家的生活领域。(36)从书画艺术的社会史研究进入文人的生活史，是欧美学者为明代社会生活史、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则是欧美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另一大贡献。社会性别研究观照下的日常生活史研究，还涉及科技社会史、医疗社会史、身体史等学术领域。香港旅美学者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旨在考察社会性别问题，但是日常生活史的色彩浓厚，作者考察中国妇女的生活，总和了理想化理念、生活实践、女性视角，作者从生活实践看到明末清初的妇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她们大多数都于名义上遵从这些格言(指三从四德)，在法律和社会习俗的管束下，过着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尽管妇女不能改写框定她们生活的这些原则，但在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体系内，她们却极有创造地开辟了一个生存空间，这是给她们意义、安慰和尊严的空间。”(37)就具体讨论的问题而言，如女性的“家内宗教”表现出仪式和宗教情怀，“它们嵌入闺阁的日常生活中，并构成了女性世界观和自我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妇女在家内对虔诚的追求和每日生活的绝不懈怠，都是晚明中国世俗佛教运动发达的组成部分。”(38)高彦颐还撰文论述了妇女的生活空间。(39) 英美学者白馥兰极富原创性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一书，该书“导言”的副标题是“日常生活的结构：科技、妇女和文化史”，可见作者决心将科技、妇女和文化史在日常生活中打通，开门见山就引用杰克·西门斯(Jack Simmons)《科技史》所说：“我认为这是相当明确的：要理解不同于我们时代的人们的生活和日常行为，对于为其服务的科技的考量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们本身在很多方面形塑了生活的真正结构。”(40)在作者看来，传统社会的日常物品这些有关过去时代的象征符号，破解的关键是身体性的，“身体的感受将把我们带回到它们所属于的那个世界——构成普通民众生活的劳作、制造和消费的日常生活世界”。(41)该书具体探讨了建筑、妇女的工作、母亲身份的意义等问题。在对母亲身份的意义的研究中，采取了从生育科技与生育医学考察的路径。 美国学者费侠莉《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则是专门从医学妇科入手探讨女性生活的著作，作者认为：“医学也揭示出它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并不受医学精英的支配，疾病的治疗也可以是一种家庭技能，也可以是文人的业余学问，甚至可以是一种低贱的手艺或者是一种仪式化的宗教活动。……在明代后期精英文化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医学体现在渗透权力的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宇宙观和日常生活中，应用于人体内部功能主要通过符号和语言为公众所知的社会里。”在日常生活中把握医学，所以作者认为“历史学家必须相信他们分析的文本只是过去生活不完整的痕迹”。“疾病病原学的解释——无论治病环境的‘气’、行为举止、情绪，还是体力劳动的消耗——都是关注日常生活”。(42) 明代生活的显著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旅美学者张春树、骆雪伦注意到晚明随着以商业经济发达为特征的经济巨变，社会文化也发生了巨变，产生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显示出“现代性”。(43)加拿大学者卜正明《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44)笔下的文化概念不仅具有知识特性，还有行为性，即也关注生活本身，哪怕是连姓名都无从考证的平常人的日常生活，讨论的焦点则是社会的日益商业化对士绅产生的影响。(45) 美国学者韩书瑞《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别开生面，该书第一部分探讨明清北京宗教机构的运作情况，把捐赠者、寺庙联系起来的机制以及寺庙在城市、居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部分探讨明代北京的帝都、社团、景观等问题，通过观察宗教活动留下的痕迹，了解在总体上构成城市生活的组织、团体以及社区，不同类型的人们创立了一系列组织，这种社会融合体借助寺庙团体圣会、朝圣者而扩散，特别是与寺庙发展相关的名胜古迹，在游客与北京居民之间建立了一个共识的文化背景。(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