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历史学 > 史家论史 >

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http://www.newdu.com 2017-09-05 《史学集刊》2014年3期 常建华 参加讨论

    二、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主要领域
    明代生活史作为社会史的一部分,关注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明代士人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成果,特别是对晚明士人的研究,主要探讨了晚明士人的组织形式及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士人心态与士风、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士人与地方社会等方面,研究趋势从重政治和思想层面向重社会生活层面转变,有关晚明士人社会生活状况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士人的贫困化,由于贫困化和商业的高利润使得士人转变观念,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47)赵园较早关注明遗民的生计问题,刘晓东将明代士人的生计与世风联系起来,陈平原使用文人的概念论述生计问题。(48)刘晓东、赵毅的多种著作中研究了明代士人的生存、生计与生活,如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49)论述了明代中下层士人群体的生存状态、治生方式,以士人人格精神的消解和生存观念的世俗化转向为归宿。赵毅、刘晓东合著《晚明基层士人社会生活谫论》,(50)深入研究了晚明基层士人群体的形成、出路、心态、风气、社会地位与角色等。刘晓东新著《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51)展示了塾师的社会网络与生计。徐兆安注意到儒师的学术活动与生活的关系。(52)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专节讨论了士人与社会生活,具体论述士人的衣食住行与社交礼仪。(53)他认为明代士大夫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风行起来,借助于竹木、花草、动物,士大夫托物寄志,最终确立了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世俗与雅致并存于明代士大夫的生活中。(54)张艺曦通过分析明代的学术官僚、一般士人、理学家、文人这四类人的生活作息,了解其睡眠时间与观念的转变。作者特别提醒说,明代一批为科举的士人熬夜苦读,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思想的世界,很值得研究。(55)有人认为,明代吴人读书,只图生活和精神的快事,读书为生活服务。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使士人勇于摆脱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直击世俗的市井生活,寻求日常的世俗欢乐。(56)徐林《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57)以社会关系研究的社会史取向,实际上探讨了士人的日常交往,进入士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58)则阐明儒家礼制与人们日常生活规范及实践之间的关系。
    有的学者更喜欢使用“文人”一词探讨明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形态。台湾学者陈万益、李明宗较早注意明代文人生活。(59)晚明文人的生活与行事确实引人注目,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60)借助文人编撰的养身专书和日用类书,对明代养生“文人化”、“商业化”、“物质化”、“世俗化”、“通俗化”等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其中第二章探讨了文人养生与日常生活。周榆华《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研究》(61)探讨文人如何撰写各种文体的文章以谋生的问题,将著文落实到日常生活层面理解,使得人们对于士人的生计方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62)刘明杉通过考察瓷器使用的普及,论述了晚明文人士大夫的精致生活。(63)
    明代的文人不仅“以文治生”,其中也蕴含了审美生活。台湾学者王鸿泰认为文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明清文化的重要特色,而文人文化和士人的生活经营密切相关,他探讨了明清文人生活中的赏玩活动,由士人的“闲隐”理念入手,考察其如何开展出“雅”的生活形式,进而探究文雅生活的实质内涵。发现闲雅生活的营造,除各种玩物陈列在生活范围内,还需有人的感官作用其间,以进行物之赏玩。在物的赏玩中,文人赋予物特定的质感,对其具有特定的情感想象,被“性情化”的物乃因此成为人的交感对象,以为个人生命之寄托。对于文人来说生活经营不可或缺,包括城市园林的美感空间。(64)他还认为,赏玩文化自明代中叶出现走出艺术“世族门第”,由此清高境界转入世俗世界,在士商相杂的社会格局下,别具意义地重新展开雅俗的辩证。(65)他还认为情色文化是明清文人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明清社会文化的重要特色。探讨了明清文人的女色品赏与情艺生活。(66)王鸿泰进一步思考明代社会风气变迁内在的意涵,讨论“商品化”机制如何与人的欲望相呼应,以致推动社会生活层面的具体变化。指出“在个人的感官之好与市场商品相联结的同时,市场商品也与整体社会生活发生联系。因为市场除了作为商品经济的聚集场域外,它同时也是个人生活领域与公众生活的中介”。(67)江南文人的闲居生活与鉴藏关系密切,具有“闲赏”的特性,属于赏玩文化或认为是艺术化生活,自放生活。江南文人收藏和鉴赏古书、字画、玉器、铜器、瓷器等各类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他们注重古代器物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崇尚古朴典雅、自然含蓄的审美趣味,与同道好友共赏秘藏,吟诗作跋,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68)
    士人的赏玩文化与商人赞助艺术、商人的儒化有关。明代中后期商人势力逐渐膨胀并影响了社会风气,徽商的生活情态发生了变化。(69)许敏关注江南区域商人与文人关系,认为明代后期江南产生了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70)张长虹系统研究了明末清初徽商的艺术赞助活动、艺术品收藏活动等问题。(71)范金民认为通过收藏图书鼎彝,徽商的文化追求和艺术素养大有提高,收藏书画鼎彝,既是徽商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有效途径,也是徽商抬高社会认同的切近之路。(72)
    明代女性日常生活方面,李伯重关于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的探讨具有新意,陈宝良也论述了明代妇女的劳动与家庭生活。(73)赵世瑜、林丽月、常建华、赵崔莉先后对女性的闲暇、节日等多方面的生活有所探讨。(74)有人利用《金瓶梅》探讨女性日常生活。(75)冯贤亮认为,明清涌现出了大量情色小说或言情文学,有十分丰富的关于当时城乡民众的家庭日常生活与私密行为的描述,反映了时人在两性交往和生活中的开放程度。透过文人们的若干记忆,可以略窥当时日常生活中青楼、闲房、内闱这三大重要的空间及其代表的生活环境,粗略地展示以文人、风尘女子为主的人生情怀及其心灵世界。(76)衣若兰《明代的三姑六婆》(77)是有特色的明代妇女史著作,关系到明人的日常生活。契约文书中留下一些妇女的身影。(78)王雪萍《16-18世纪婢女生存状态研究》(79)有助于了解婢女阶层的生活。目前最大的明代妇女史著作是陈宝良《中国妇女通史·明代卷》,(80)67万字的篇幅,论述了社会各阶层妇女、礼俗与妇女生活、妇女的社会活动等问题。(81)性别史离不开生育婚姻家庭的讨论,常建华论述了明代的溺婴问题,(82)明代家庭生活的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开展。(83)
    也有学者关心社会下层的生活,如奴仆、疍民等。(84)还有利用墓志涉略明代吉安庶民的老年生活类型与遗言问题的探讨。(85)
    衣食住行消费是日常生活史的基本内容。常建华使用“生活性消费”的概念,认为明代衣食住行用消费风俗的变化,实质上反映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这一变迁具有追逐时髦,竞相奢侈和违礼逾制三个特点。(86)这种情形在江南表现比较突出,也有通论性的著作。(87)明代服饰风尚的研究活跃,(88)林丽月指出,晚明风尚讲究服饰装扮,不断追求“时兴新样”,消费心态迥异于明代前期,而知识阶层感时忧道的“服妖说”亦相应而起。(89)巫仁恕指出,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更积极地自创新风格、新形式的服饰衣冠,以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也很突出。(90)邱仲麟探讨了明清时期流行穿皮衣的时尚。(91)张志云《明代服饰文化研究》(92)论述了物欲释放与消费革命、服饰消费时尚运动等问题。饮食方面,刘志琴认为晚明文化精英大都以贴近民众、关切民生、崇尚真情为主旨,以人为主体的饮食思想表现出新的人生情趣。士大夫以品尝美食、撰写饮食论著为盛事,宣扬“真乐”人生。饮食理论从“养生”发展到“尊生”。饮食风气由俭而奢,越礼逾制。以吃联谊,增强士大夫的凝聚力,促进了文人结社的发展。有识之士在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中满足口腹之欲,反对虐生,产生朦胧的生态意识。“食、色性也”的生命伦理在明代得到充分的发挥。(93)许敏认为明中叶以后,遍布全国城乡的饮食店铺,在大众消费需求和行业竞争的双重刺激下,大小饮食店铺均有意或无意地以传统文化为底蕴,在店铺的形态、环境乃至产品包装等方面,营造出一种适合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市民消费也有了很大变化,与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饮食店铺也呈现了新的时代特征,在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94)徐林指出晚明士人乐于宴饮既是不甘寂寞的表现又是内心苦闷、事功心态弱化的产物。(95)邱仲麟探讨了明清北京天然冰与官员上班、百姓日常生活关系,揭示冰如何通过政治体制、商业机制与北京的日常生活(如办公、出外、居家、饮食等)发生联系,涉及冰与国家、民生的问题。他还论述了江浙冰藏与海鲜消费的问题。(96)朱力认为明代居室生活有艺术化倾向。(97)邱仲麟研究了明代文人的鲜花陈设赏玩。(98)巫仁恕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因为城市化与奢侈风气的盛行,造成对家具的大量需求,也带动家具业的发展与家具的商品化。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家具的需求也会不同,士人与文人就塑造完全不同于高官富人的家具品味,成为其身份认同的标志。尤其对于支撑他们文化支配权的重要象征——书房特别重视,他们尝试在书房家具上铭刻,将之特殊化与神圣化,来抵抗家具商品化的潮流。(99)明代居用方面青花瓷普及,肖丰认为物质文化生活上出现器用的瓷质化方面。(100)巫仁恕以明代的乘轿风气为例,揭示轿子在政治权力、社会身份或政治文化等三方面所具有的象征意义。(101)吴智和认为,明人喜好山水之游。(102)于宝航认为,晚明时期乘舆制度“崇节俭、辨等威”的制度精神遭到消解,而占有大量资源的权贵集团及其衍生群体是这一变化的根源和主体。(103)
    明代出行方面最大的变化,则是在江南等地旅游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明代的旅游问题较早引人注目,(104)巫仁恕讨论了晚明江南兴盛的旅游活动,(105)利用日记论述了明清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旅游实践。(106)周振鹤认为晚明社会风气的巨大变化使旅游成为一件正经事,大批文人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观察社会风情,并蔚为时尚。许多人写下描写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的文章,其中突出者遂成为著名的旅游家,个别超群者则成为杰出的地理学家。(107)陈建勤、魏向东分别撰写专著,探讨江南地区的旅游活动与旅游地理。(108)李娜通过对晚明杭州西湖旅游指南书籍《湖山胜概》的分析,讨论了晚明西湖的旅游与文人艺术趣味。(109)
    娱乐史的研究不多,一般散见于戏曲史、曲艺史、体育史等相关研究领域之中,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110)论述了民间戏乐的关系及家乐的形式、活动内容等。刘召明《晚明苏州剧坛研究》(111)介绍了苏州职业戏班、家乐戏班、民俗演剧的兴盛。晚明文人观剧盛行。(112)刘天振《明清江南城市商业出版与文化传播》(113)探讨了阅读这种新型娱乐方式的构建。
    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乡村生活是最为普遍的。日本学者滨岛敦俊从社与聚落角度认识乡村民间信仰与日常生活。(114)村落社区史反映社群生活,有学者探讨江西抚州地区乐安县流坑村五代以来的历史、风俗民情,徽州村落史已经着眼于民众的日常生活。(115)陈剩勇叙述了14—17世纪江南地区乡村社会的特征,描述了当时乡村地区乡民的四时农事、日常生活、岁时节日和乡民的娱乐活动,探讨了明代社会教化和乡村自治的特点。(116)冯贤亮讨论了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117)周绍泉通过对徽州文书中一户胡姓农民家族从成化到崇祯150年间的36张契约文书的分析,阐明这个农民家庭世系的递嬗、家族的演变以及生活状况。(118)
    城市生活史的研究活跃。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生活的关系、文学与城市生活形态、城市社会与市民文学、娱乐文化与市民文学的关系较早受到重视,(119)综合性的研究有陈宝良:《飘摇的传统:明代城市生活长卷》(120)探讨了城市的衣食住行、礼仪生活、休闲娱乐、众生百态。2009年3月,复旦大学举行了专门的“城市生活”研讨会,并出版了论文集,收录有关明代的论文7篇。(121)地区性和个别城市研究方面,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北京城市生活史》(122)涉及明代北京城区居民生活,内容包括北京城区社会结构、人口、民族、家庭、居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张勃阐释了晚明的北京居民是如何通过过节,即对节日文化的实践作用于北京城市活动空间的发展的。牛建强指出,明代中后期,开封在经历城市经济复苏之后进入了繁盛阶段,在诸如元夕、打春等传统的节日庆典上面得到了集中展示:规模趋大,欢闹热烈。(123)
    台湾地区的明代城市生活研究受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较大,着意于城市空间与日常生活的关联,重要的成果有王鸿泰《流动与互动——由明清间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测公众场域的开展》、(124)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125)李孝悌《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国的逸乐与宗教》,(126)王正华以16世纪晚期大量出现的城市图为中心,考察了城市观以及不同阶层对于城市图像这种文化商品的流行消费。(127)值得注意的是巫仁恕的新书《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128)作者尝试将“空间”的观念带入到消费研究领域,探讨明清城市内休闲消费活动如何改变了空间结构,进而分析现象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纠结。本书分成三篇,上篇从休闲与购物两方面来探讨明清城市的消费性格与消费的动力。中篇以城市休闲消费所反映的社会空间为主题,分别以苏州的园林与旅游为例。下篇是关于两性购物消费的议题。作者指出“消费”就是城市性格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以休闲消费的吸引力来解释明清乡绅逐渐城居化的原因。城市民变构成晚明城市的另一道景观,也是城市生活变动的反映,巫仁恕深入研究了明清城市民变。(129)邱仲麟较早从事北京城市生活的研究。(130)
    王鸿泰以城市生活的活跃群体士人为媒介,透过城市生活现象深入分析了城市社会,特别关注城市的社交问题。他认为城市作为一个生活场域,别具意义的地方在于个人私生活之外,另提供一个广阔且充满变量的公众生活领域。这个公众领域可能发展出新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乃至构成独特的社会形态,进而演化出别具意义的社会文化。他探讨士人如何在城市中展开社交活动,从而形成特定的社交网络与社会文化,以至另辟士人仕途之外的人生蹊径。明中期以后,繁荣的城市已成士人重要的社交场域,个人不断地跨越血缘与地缘关系,进行人际关系的经营,以至建构成跨越地域性的社交网络,甚而凝结出非血缘的社会团体——社盟。(131)他还考察明清部分读书人习诗与人生路径,认为诗其实具有很强的“社交性”,透过诗歌的写作、流通、传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引发共鸣,进而发展出极为繁复的社交活动,营结出密实的人际网络,凝聚对文艺写作有兴趣的文人,开展相关的艺文活动,由此在现实社会中营造出一个独特的“文艺社会”。(132)他又指出,明清商业城市的发达,推动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士人交游活动的盛行又鼓动尚侠之风的兴起,尚侠之风的兴盛又再激发“侠”之意涵的扩充。城市的发展是士人交游文化的基石,而士人的交游文化则是“侠”之概念的新土。(133)此外,王鸿泰还探讨了城市中寺庙空间与公众生活的关系,消费空间问题。(134)
    民间信仰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信仰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的研究在增加。赵世瑜对于华北庙会体现的民间信仰活动的日常与非日常性进行了探讨。(135)江南的民间信仰方面,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深入考察明清江南三角洲地域农村居民产生社会共同性的契机即共同祭祀问题,认为16世纪中期以来江南三角洲的经济变革,使得农民的生活空间逐渐扩大到市镇。三角洲的商业化深刻影响了信仰的内容与祭祀结构。(136)王健探讨了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活动,专章论述民间信仰与日常活动。(137)福建的民间信仰比较多样,明清时期是发展时期。(138)陈玉女《明代的佛教与社会》(139)讨论了明代佛教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论述了明代瑜伽教僧的专职化及其经忏活动,对于理解明代佛教的世俗化以及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佛教,具有重要意义;明代堕胎、产亡、溺婴的社会因应,从四幅佛教堕胎产亡水陆画加以探讨;明代妇女信佛的社会禁制与自主空间,探讨明太祖妇女奉佛不得入寺烧香、不得与僧尼往来政策何以导致事与愿违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还从明代佛教医学与僧尼疾病、明代妇女的疾病治疗与佛教依赖两个视角研究了佛教医学与民众的关系。明清徽州民间最为重要的进香旅程是前往九华山和齐云山,王振忠利用田野调查收集到的一批民间文献,结合口碑资料,研究此种朝山习俗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认为从民众的信仰生活、僧俗关系以及村落社会组织的运作来看,“华云进香”习俗为我们探讨地方社会与民众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140)小说也可提供有关佛道信仰与生活史关系的资料。(141)
    日常生活史往往采取个体生命史研究的形式。美国著名史学家史景迁认为明朝是中国史上文化最繁华的时期,明人的生活值得玩味,他借助明清之际张岱《陶庵梦忆》思索明人的生活与美学,由于张岱是著名文人,“目前大部分归结出来的晚明日常生活,于他定皆平淡无奇”。(142)冯贤亮对陈龙正在晚明社会生活的剖析,探讨了当时变动社会情势下士绅阶层的动向。(143)晚明绍兴人祁彪佳的日记流传下来,保留其生活内容众多,朱冬芝利用《祁彪佳日记》探讨明末官员及乡绅的各种交际活动,从中寻找这些交际活动与个人身份及社会时代的转变关系,认为作为乡绅的祁彪佳,“拥有更多机会与时间营造集会活动,并加深在地士绅间的关系,对于乡里的影响力及建设性似乎远大于作为官员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审视乡绅及地方社会的崛起,或许提供了另一个思考的方向”。(144)蒋竹山探讨了祁氏家族的医疗活动。(145)王振忠利用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以粮食供应和民间信仰为主,从一些侧面描述了此一时段民众的日常生活。(146)谢肇淛的生活史也受到注意。(147)
    明代是日用类书流行的时代,通过日用类书研究明人日常生活自然是一个很好的视角。日用类书这类文献日本学者较早关注,从文献学的角度已有深入研究。(148)近年来台湾学者吴惠芳受到社会文化史的影响,更从阅读史、生活史的角度探讨明清时期的民间日常生活。(149)大陆学者王振忠则关注流传民间的日用类书。(150)日用类书呈现的生活世界丰富多彩,王正华从生活与知识的角度,探讨晚明福建地区出版的日用类书中关于书法和绘画的章节与晚明出版文化、艺术相关活动的关系。强调艺术史、社会史、文化史、人类学与“视觉文化”息息相关。(151)尤陈俊关注日用类书涉及的民间诉讼问题,认为以传授词状撰写之道为主要内容的讼学知识在明清民间的流传颇为广泛,当时的普通百姓若想获得诉讼文书范本亦非难事,晚明时期更是如此。(152)此外,顾月琴探讨了明清时期生活所用杂字在民间盛行的原因,杂字与其他蒙学教材相比的不同特点,杂字在国内外的流播情况。(153)
    明人生活确实丰富多彩,具有多样性与时代特征。陈宝良指出,晚明出现许多新名词,反映了飞速发展与变化的社会生活。这种新生活可以概括为七点,即谈谐(即说笑话)、听曲、旅游、博弈、狎妓、收藏(包括书籍、古董、时玩)、花虫鱼鸟,生活享乐化与艺术化。他还指出明代中期以后商业化的浪潮对当时的礼教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并导致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向,随之而来的则是生活的商业化与世俗化,甚至出现了生活的流行时尚。(154)文化理论中有“日常生活批判”的研究,有学者运用到明代领域,探讨明代日常生活。认为描述生活,批判生活,从日常生活中挖掘深层内涵,借助于批判日常生活来探索理想境界,这正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明清时期,以《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为代表,兴起了一股世情小说的潮流,它们直接面对广大的市民群众,描攀和揭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实际,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了充分的批判。也有学者借助小说讨论家庭与人格问题。(155)意大利学者史华罗利用文学资料探讨中国文化中“清”与“浊”的概念与融入日常生活的关系。(156)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历史人物
历史学
历史故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
中国近代史
考古学
中国现代史
神话故事
民族学
世界历史
军史
佛教故事
文史百科
野史秘闻
历史解密
民间说史
历史名人
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