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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萨木萨克招抚政策的实行及其结果 在清查中漏网的波罗尼都幼子萨木萨克，出逃时“甫三、四岁，伊乳母携往潜逃安集延境外。”(《高宗》卷1206，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辛酉)按波罗尼都家族逃往境外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季，依此推算，萨木萨克当为波罗尼都乾隆二十年(1755)年返回喀什噶尔后所生，照看其之乳母，即波罗尼都亲随阿里雅斯之妻。《西域闻见录》记到，萨木萨克逃往退木尔沙，退木尔沙汗收留了他⑨。退木尔沙，佐口透先生根据音译推测：“可能指的是阿富汗杜兰尼朝的阿哈默特沙的儿子退木尔沙和他的领土。”他认为：“1768(乾隆34年)年前后，萨木萨克是隐藏在阿富汗东北珲都斯地方的。”[4]102 从叶尔羌和卓台里布处得知萨木萨克外逃的消息后，清朝认识到：“看来此次所奏较实。”[10]663但前一萨木萨克送往京师恩养已“晓示回众，”而此时又出现一萨木萨克，则使清朝处于相对尴尬的境地，为避免再次公开访查在当地产生负面影响，乾隆帝采取了低调处理的策略，谕令新疆地方官员秘密访查： 但前次查出之萨木萨克，业已解京，若再行搜访，恐回人转生疑惧。且伊等虽称盗尸逃走，而喀什噶尔乃其先垄，或潜行埋瘗，并将伊予带回，亦未可定。此时不必张皇办理，惟在伊等先垄附近处所，伺间巡察，或向微末回人等询问，尚可得其实情。[10]663 喀什噶尔、叶尔羌的地方官员尤其是札萨克郡王额敏和卓对外逃萨木萨克存在的潜在危险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不断进行秘密访察，并策划将其带回境内。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喀什噶尔办事尚书永贵遣使人前往巴达克山，查访萨木萨克下落，额敏和卓也为此专门寄书素勒坦沙询问了解(《高宗》卷819，乾隆三十三年九月辛亥)。三十四年(1769)初，额敏和卓与办事官员旌额理定计，“由叶尔羌拣派明白妥干商人，不露形迹，潜由巴达克山，取路前往珲都斯地方贸易，务期将萨木萨克乘机诱执前来……”乾隆帝对此举甚表关注，曾传谕询问：“萨木萨克信息何如？派往之人，曾否回来……着传谕安泰、旌额理、额敏和卓等速行奏闻。”(《高宗》卷835，乾隆三十四年五月癸卯)但萨木萨克一行或许有所察觉，于是离开了珲都斯。 乾隆四十九年(1784)，萨木萨克遣托克托素丕等二人潜赴喀什噶尔，送书信与默罗色帕尔等五人。默罗色帕尔等人连同信件被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斯璊拿获，经审讯得知，默罗色帕尔等人早已与萨木萨克暗中往来，并曾供给萨木萨克物件(《高宗》卷1200，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丁酉)。同时得知“萨木萨克现住色默尔罕地方，同行只十余人，求乞度日。”(《高宗》卷1202，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丙辰)“现已年届三十，糊口无资，状同流丐。”(《高宗》卷1206，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辛酉)鄂斯璊建议，选亲信可靠之人赴色默尔罕劝说萨木萨克返回，如不听，则“用计剿除。”乾隆帝认为“至用计将伊剿除，则非天朝体统，亦非边疆大臣办事之道。”谕令鄂斯璊写信与萨木萨克，再次向其宣示招抚政策，强调如能自动归附，“送至京师，候朕加恩，照霍集斯例，赏给职衔安置。”(《高宗》卷1206，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辛酉) 按霍集斯为乌什阿奇木伯克，随清军征讨大小和卓著有功绩，移居京师，加封郡王品级贝勒，在清代居京维吾尔人上层中爵位最高[12]。“送至京师，候朕加恩，照霍集斯例，赏给职衔安置”谕令的下达，表明清朝对流亡境外的波罗尼都后裔不仅坚持继续实行招抚安置政策，而且进一步加大了招抚的力度和吸引力。前述乾隆二十六年首次宣示安置萨木萨克谕令中不过提到“送至京师，加恩养育”而已，其后招抚逃往中亚的波罗尼都三子时，“宣示圣恩，令其带领来投，”此圣恩当也即“加恩养育。”此次则明确提出萨木萨克如能自动归附，到京后则将按照霍集斯之例，赐封以爵位职衔，得到王公的政治地位与生活待遇。 但萨木萨克对清朝的招抚政策仍怀有疑惧之心，又与随从人等移往霍占伯克胡达雅尔处居住。因在霍占屡次抢掠过往贸易商人，引起浩罕伯克那尔巴图不满。获知此情后，乾隆帝敕谕那尔巴图擒献萨木萨克，“如能获擒，朕当加恩。”(《高宗》卷1307，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乙卯)那尔巴图虽将萨木萨克拘留，但因同教之故，未予解送(《高宗》卷1374，乾隆五十六年三月甲申)。其后，萨木萨克又移居鄂罗退帕。五十五年(1789)春，萨木萨克遣巴喇特等潜赴叶尔羌、喀什噶尔，通过雅呼和卓向白山派教徒科敛钱物，而雅呼和卓竟将科敛钱物大半纳入私囊。此事被地方官员侦知后，巴喇特、雅呼和卓等8人皆被拿获正法(《高宗》卷1351，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壬寅)。 清朝采取严密措施对内加紧防范，萨木萨克秘密遣人赴喀什噶尔、叶尔羌一带联络白山派教徒的活动屡受打击，敛财渠道基本断绝；清朝又对萨木萨克居住地区的外藩首领不断许愿“重加赏赐”、“颁以恩典”，期望他们按照巴达克山素勒坦沙解送波罗尼都妻、子的做法，将萨木萨克解送清朝⑩，虽然未能如愿，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萨木萨克的流亡活动；与此同时，地方官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对萨木萨克宣示招抚优遇政策。清朝的一系列努力最终产生了作用。嘉庆三年(1798)，经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再次宣示安置京师加恩赏给职衔等宽大政策，处于流亡困境中的萨木萨克终于有了反应，他派遣亲信迈玛特尼牙斯为代表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处递呈表文，恳请内投归附清朝。《清仁宗实录》载此事云： 谕军机大臣等，长麟等奏萨木萨克输诚向化恳请内投一折，览奏俱悉。萨木萨克系回部嫡裔，该处布噜特向俱借其名目，摇惑众听。今因逋窜日久，穷蹙无依，而各布噜特又闻喀什噶尔有调兵之信，不敢与之勾结。经长麟等晓谕令其内投，可期永除余孽，回疆益臻宁谧，实属极好机会。现在萨木萨克已令其为首办事之迈玛特尼牙斯赍递表文禀帖，并力辩上年并无纠众滋扰之事，自系感畏出于真诚，此时自不必深诘。但其表文内祇令伊子先行进京瞻觐，俟伊子由京回至鄂罗退帕后，再带家口同来。虽据迈玛特尼牙斯禀称，曾与彼抱经起誓，未必心存疑畏。长麟等严加驳斥，已令迈玛特尼牙斯复往饬谕，令其携眷同来。萨木萨克如果倾心向化，遵照亲来，长麟等自当派委妥员迎出卡伦，分起照管，将萨木萨克父子，俱行送京安插。将此传谕知之。(《仁宗》卷31，嘉庆三年六月癸巳) 这段记载极其重要。首先，从中可以看出萨木萨克已经下了内投的决心，这表现在他派代表赍递愿接受清朝招抚携带家口内投的表文禀帖，此代表是他的为首办事之人迈玛特尼牙斯。而且，迈玛特尼牙斯临行之前，萨木萨克与之抱经起誓以表明愿接受招抚内投的诚意。按抱经起誓即抱《古兰经》向安拉起誓，是穆斯林为表示诚意而举行的重要宗教仪式。萨木萨克为宗教首领，有着圣裔的光环，抱经起誓以示郑重，更说明其确实有内投之诚意。至于萨木萨克提出内投分两步走的计划，即先派其子进京瞻觐，待其子返回鄂罗退帕后即自带家口一同内投，这确实也流露出他对清朝尚存有疑畏之心。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作为流亡境外的反叛清朝逆首后裔，不可能消除对清朝的疑畏之心，而且，在他身边的随从十余人也不可能想法一致，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但提出内投分两步走的计划，尤其是先派其子赴京瞻觐，也表明萨木萨克对内投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的，这也反映出他确实是有内投诚意的。 萨木萨克下决心结束流亡生涯，愿接受招抚携带家口内投，是清朝长期实行正确的招抚政策的结果，是根除边疆隐患的一个绝好机会。对此，嘉庆帝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上谕称：“令其内投，可期永除余孽，回疆益臻宁谧，实属极好机会”。甚至做出了令长麟派员出卡迎接，分起照管，将萨木萨克父子等俱行送往京师的具体安排。 但是，面对这一难得的契机，主持办理此事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未能审时度势谨慎从事，犯了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他对萨木萨克提出的内投分两步进行的请求“严加驳斥”，并“令迈玛特尼牙斯复往饬谕，令其携眷同来。”这一生硬的做法，对于本来就对清朝心存疑畏的萨木萨克及其随行人等来说，自必产生负面影响，加深其疑畏的程度，动摇其内投的决心。 果然，长麟所派德勒格楞贵等官员随同迈玛特尼牙斯前往鄂罗退帕晓谕萨木萨克，要求其一次性携眷内投，萨木萨克及其随从们得知清朝不同意内投分两步进行的请求后，疑惑顿生，内投决心动摇，态度发生变化。德勒格楞贵等回报，“萨木萨克误听讹言，妄生疑虑”，不肯起身。长麟仍尚未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再派员爱里牙尔等前往鄂罗退帕催促与照料萨木萨克等起身。爱里牙尔的催促进一步加深了萨木萨克等人的疑虑，使清朝实行近四十年招抚政策即将获得的成果彻底丧失。据报，“乃萨木萨克初欲携眷同来，继又饰词雪阻，复又因伊妻兄从中播弄，遂携眷潜逃，追拿无获。”(《仁宗》卷33，嘉庆三年八月己酉)嘉庆帝接到奏报后，申饬长麟等人“既为其所愚，办理又复冒昧。”应该说，为其所愚不符事实，办理冒昧才是中的之见。清朝再次令宣示招抚政策：“如悔悟来投，仍当照前赏给职衔翎顶，以示绥怀。长麟等可将此意传播卡伦外，俾其知感知畏”。但契机稍纵即逝，补救已无可能。随后，萨木萨克与其家口从人流亡于布噶尔(布哈拉)，再未与清朝接触。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萨木萨克病卒于当地[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