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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玉努斯案与招抚政策的终止 萨木萨克病卒于布噶尔之后，留有玉素普(又作迈玛特玉素普)、张格尔(又作札罕格尔)、巴布顶三子。玉素普在布噶尔当阿訇，“与人念经，藉以养赡”[11]297，嘉庆三年萨木萨克恳请内投，曾请求先让其子进京瞻觐，此子当为玉素普；张格尔生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11]448，中等身材，紫黑色瓜子形脸面，鼻梁上微麻，三绺须[11]45，为三兄弟中最为强悍者；巴布顶为珲都斯伯克赘婿，居住于达哈乃地方。三人虽在中亚娶妻生子，但生活窘迫，至流亡乞讨。他们视喀什噶尔、叶尔羌一带为祖上领地，暗中派人潜入边境，秘密联络喀什噶尔、叶尔羌一带的白山派教徒，敛取钱财，补助生活。 嘉庆十六年(1811)，札萨克郡王玉努斯出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上任伊始，即查获萨木萨克长子玉素普寄信敛钱一案。《清仁宗实录》载此事云： 谕内阁，铁保等奏，查孥指称叛裔名目，敛取钱物，并捏写回经，妄添不法语句之首从各犯，审明办理一折。新疆回民久经安居乐业，萨木萨克远窜穷边，距喀什噶尔尚有五六千里之遥。伊故后，其予玉素普穷困无依，欲向伊旧日属下回人敛钱帮助。乃沙朵斯等胆敢私通书信，藉名惑众，敛取钱物，实属不法。铁保等一经访闻，即能不动声色，密饬阿奇木伯克玉努斯等，将案内首从各犯全数拏获，办理甚为妥速。铁保着加恩赏给副都统衔，其本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交吏部开缺，照例进本；哈丰阿著加恩赏给二等侍卫。阿奇木伯克郡王玉努斯甫经到任，即差七品明伯克阿布都拉、五品顶带蓝翎侍卫爱里巴克依等，借清查回庄为名，悉心访拏，搜获各项字迹，解送到案，甚属奋勉。玉努斯著加恩赏给大缎一匹、五丝缎二匹，明伯克阿布都拉著赏给大缎一匹、五丝缎一匹，以示奖励。爱里巴克依系玉努斯属下之人，令其自行加赏。所有案内首从各犯，俱着照所奏办理。(《仁宗》卷247，嘉庆十六年八月已未) 此次破案的具体负责人是额敏和卓之孙札萨克郡王玉努斯，他继祖父额敏和卓查访引渡潜逃巴达克山牌租阿巴特之波罗尼都妻子等15人、父伊斯堪达尔拿获在叶尔羌与喀什噶尔白山派教徒中为萨木萨克敛财之巴喇特等8人(11)之后，再次侦破拿获为玉素普敛财之白山派教徒。经严讯取供，最终将案犯毛拉素皮、乌舒尔、爱玛尔、沙朵斯等4名正法，其家属发往黑龙江给驻防兵丁为奴。但事过两年之后，这一已定性处理过的案件却发生了出乎意外的根本变化。 嘉庆十九年(1814)初，新任伊犁将军松筠访得阿奇木伯克玉努斯有不法之事。上谕称：“玉努斯系回子郡王阿奇木伯克，前经松筠访有营私取利苦累回民等款，因令松筠前往查办。”松筠前往喀什噶尔途中，接到参赞大臣恩长信告：“霍罕伯克爱玛尔遣使呈请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自行办理安集延事务，不必阿奇木伯克管理。”接着“经松筠访知，系因玉努斯遣人致送爱玛尔礼物，与之通好，爱玛尔遂有是请。”(《仁宗》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癸巳)跨境设税官实属过分妄求，嘉庆帝览奏后震怒，令“著松筠将前后访出各款，逐细向玉努斯诘讯，务得真实情由。”松筠奏称爱玛尔敢于妄求的起因是玉努斯访查萨木萨克之子下落。《清仁宗实录》载此事云： 又谕，松筠奏行抵叶尔羌面询玉努斯及差赴霍罕之阿巴斯供词一折。玉努斯身为郡王，现系阿奇木伯克，乃率自遣人前赴霍罕，送礼通好，访问萨木萨克之子下落，致被爱玛尔轻视，向其所遣之人争添礼物，不肯见面，并令称其为汗，皆由玉努斯多事取辱。现在霍罕地方讯明并无萨木萨克有子之说，而爱玛尔因见玉努斯卑礼厚币，从而生心，旋即遣人前来，欲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玉努斯无端生衅，是即其罪，松筠现将玉努斯摘去项翎，在叶尔羌看守。(《仁宗》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戊戌) 从此段记载可以看出，嘉庆十六年(1811)查获处理萨木萨克之子玉素普寄信敛钱案后，玉努斯作为破案的具体负责人，并没有中断此案的延续侦探，他在继续查访萨木萨克之子下落。为了得到确信，他自行派人前往浩罕，送礼通好，以争取爱玛尔的支持，将萨木萨克后裔下落等情况了解清楚，争取早日消除这一隐患。这正表明玉努斯与其祖额敏和卓、父伊斯堪达尔同样，对白山派和卓后裔存在的影响和潜在的危险有清楚的认识。玉努斯派人赴浩罕向爱玛尔送礼通好并查访萨木萨克之子下落的行动方式，实际上是秉承了其祖、父的传统行动方式。早在乾隆年间，额敏和卓多次以自己的名义派人赴巴达克山，或向白山派和卓后裔宣示圣恩劝其内投(《高宗》卷637，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丁卯)，或向素勒坦沙通好劝其献出白山派和卓后裔(《高宗》卷653，乾隆二十七年正月己未)。玉努斯的这一行动方式显然无可非议。至于爱玛尔向玉努斯所遣之人“争添礼物，不肯见面，并令称其为汗”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玉努斯是以自己的名义派人赴浩罕的，而此时随着版图的扩大和实力的增强，浩罕汗国已经形成，其伯克已称汗多时，与乾隆年间统一新疆时期的浩罕已不可同日而语[1]64-70。因此，玉努斯以自己的名义派人活动交涉，受到浩罕汗爱玛尔的轻视，有其必然性。至于爱玛尔欲在喀什噶尔添设哈子伯克，乃是浩罕汗国想控制在喀什噶尔进行的规模日益扩大的相互贸易。正如日本学者佐口透所指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爱玛尔汗向东发展，特别是以国家权力去支配东方贸易的意图。”他认为，“就当时浩罕汗国的内部情况看，即使没有玉努斯和他呼应，爱玛尔汗也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的。”[4]457这是客观而有说服力的认识。 震怒之下的嘉庆帝痛斥爱玛尔汗：“以尔霍罕部落，不过边外小夷，天朝准令来往贸易，已属格外恩施，今尔敢为无厌之请。试思天朝之人岂无在尔处贸易者，若在尔境内添设官员，稽查税务，向无此例，天朝尚不肯为越界之事，尔何得妄行生心，欲于天朝境内违例妄为！”(《仁宗》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丙午)同时，又将浩罕敢于妄求的起因，归之于“因见玉努斯卑礼厚币，从而生心。”最终归罪于“玉努斯无端生衅。” 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焦点在于松筠奏报中提到，“现在霍罕地方，讯明并无萨木萨克有子之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一件档案使我们对松筠持此说的根据有所了解。这件档案中记载，当松筠赴喀什噶尔途中行抵阿克苏时，接见了一些伯克、阿訇，“据年老阿珲阿布都勒巴海当同大众声称，霍集占有子萨木萨克之说，断断无有此事，所有讹传误造谣言，皆系小人从中牟利所致……”(12)这位老阿訇本来说的是有无萨木萨克存在，而且将萨木萨克错作霍集占之子，但松筠不加辨别，直接奏报为“现在霍罕地方讯明并无萨木萨克有子之说。”更令人吃惊的是，松筠到达叶尔羌面询玉努斯并摘去其顶翎派人看守之后，又奏报称玉努斯还有“邀功枉杀四命”的严重问题。《清仁宗实录》载： 前此铁保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时，曾据玉努斯禀报，有回众等私敛金钱送给萨木萨克之子一案，当经审办，奏请将毛拉素皮、乌舒尔、爱玛尔、沙朵斯四名正法。此据松筠查明此案情节，均系玉努斯同伊莫洛伯克阿布都拉仔斯商量捏造，其所云攒凑金钱等物，竟系玉努斯自行备出，并将伊父伊斯堪达尔从前招降萨木萨克原书添写，捏作毛拉素皮带来凭据，酷刑取供。现在该处大小伯克回子阿珲等，人人痛恨称冤，经松筠查讯得实。(《仁宗》卷285，嘉庆十九年二月丙辰) 案犯四名已于三年前正法，所有定案证据当时已经验明。而此次翻案，依据有四：其一，所敛金钱系玉努斯自行备出；其二，毛拉素皮带来书信凭据也系玉努斯假造；其三，酷刑取供；其四，当地大小伯克回子阿訇等，人人痛恨称冤。 最终翻案定谳，松筠以“多事取辱”，“无端生衅”(《仁宗》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戊戌)，“编造谣言，刑求无辜，不加详勘，枉杀四命”，及“纵容护卫家人抬价卖粮，苦累回众”等罪名(《仁宗》卷285，嘉庆十九年二月丙辰)，奏请将玉努斯处死抵罪。嘉庆帝以玉努斯为其所娶仆妇所惑，尚有一线可原，且其祖额敏和卓、父伊斯堪达尔宣力多年，著有勋劳，加恩将玉努斯免死，令解往伊犁永远监禁。前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铁保等官员皆被罪。毛拉素皮等家属及涉案人员从发遣地吉林等处赦回。此案被称为玉努斯案。玉努斯案的严重后果在于：由于松筠奏报中“现在霍罕地方，讯明并无萨木萨克有子之说”，得到了嘉庆帝的认可，清朝由此做出了不准喀什噶尔等地阿奇木伯克与浩罕伯克通礼交好了解信息的决定[14]，中止了自乾隆朝以来长期实施的招抚白山派和卓后裔的政策。 关于上述玉努斯案，20世纪90年代以来，潘志平、陈殷宜、阿拉腾奥其尔等学者在其相关著作中都已指出是一冤案，但未做深层次的分析[1]86-87，[3]224-225，[15]。惟青年学者聂红萍对此作了专题研究，并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2007年年初，聂红萍发表了《嘉庆朝新疆“玉努斯案”》一文，指出：毛拉素皮和乌舒尔于嘉庆十三年出境至布噶尔地方，见到了萨木萨克、玉素普，并暂住彼处。期间，萨木萨克去世，玉素普将‘历叙其祖上名字’的书信一纸、自己所剃头发一包、从前伊斯堪达尔招降萨木萨克原书一封交与毛拉素皮、乌舒尔，作为敛钱凭据。这些敛钱凭据及所敛钱物在嘉庆十六年案发时全部被搜出。聂文通过对三件敛钱凭据的真伪、毛拉素皮是否到过布噶尔以及所敛财物的种类等数方面的分析，进一步肯定此案为一冤案[2]。但松筠当时为何如此定案？聂文在仔细考察分析嘉庆帝保守的治边思想、对白山派和卓后裔的轻视态度以及松筠在嘉庆朝仕途浮沉的背景之后，提出了“通过以上考察，可知‘玉努斯案’是松筠为迎合嘉庆帝保守的治理新疆的思想而制造的冤错案”的认识。聂文具体指出，玉努斯案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嘉庆帝保守的治理新疆的思想和对萨木萨克问题不予重视的态度；而松筠诿过于玉努斯，则与他在新疆的仕途沉浮有关：即由于自己屡受嘉庆帝斥责，遂揣摩嘉庆帝思想意图，迎合旨意，导致冤案产生。这些认识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道理。 2011年，又有学者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一书问世，该书第五章专论嘉庆朝对和卓政策的失误。在肯定此案为冤案的同时，根据相关记载进一步对松筠进行了剖析，指出松筠此人具有“独特而复杂的性格……善于揣摩上意而又敢于独断专行，擅令杀人。”并举其乾隆年间“绞杀伪皇孙”和嘉庆年间擅杀发往新疆的近二百名“宁陕降匪”等事例，证明“松筠其人具有善窥上意、沽名钓誉的性格，更主要是此人暴戾残忍，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不择手段，残害人命。”[16]94-98指出“以松筠的性格，无中生有，罗织罪名，以致人以死地，实属寻常小事……”[16]101进而指出，此冤案的发生，“其原因就在松筠要借此迎合嘉庆帝否认和卓后裔存在的心理，以讨好嘉庆帝，故不惜歪曲事实，置人于死地”[16]108。“为了迎合嘉庆帝的心思，故意颠倒黑白，指鹿为马。”[16]103“松筠为了证实萨木萨克无子，以迎合嘉庆帝轻视以至否认和卓后裔存在的心理，处心积虑地对嘉庆十六年的内外勾结一案进行了翻案……”[16]103松筠是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一能员，早在乾隆朝就以“能任事”著称[17]。潘著所述松筠事例及其对松筠性格的深入分析使我们对这位能员的两面性有了一定的认识。 此案为一冤案显然是无疑义的，因为定案的前提是萨木萨克无子，而前述嘉庆三年萨木萨克请求内投时即提出过先派其子赴京瞻觐的计划，以后萨木萨克之子玉素普、张格尔、巴布顶的相继出现以及道光八年张格尔被捕后供词中提到萨木萨克有子孙八人的事实(13)，证明这一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但松筠当时为何如此定案？完全是他蓄意制造冤案吗？笔者认为，最终造成此冤案的因素并非单一，原因错综复杂，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笔者认为，聂文最先提出的认识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正是由于在嘉庆帝即位后唯恐启边衅的保守治边思想和对白山派和卓后裔轻视态度的影响下，加之松筠在伊犁将军等任上因办事屡不称旨，数遭斥责，降职革职，出于自身仕途利益，遂揣摩迎合嘉庆帝思想意图，导致玉努斯被冤案。这一冤案是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出现的。聂红萍在其《嘉庆朝新疆“玉努斯案”》一文中经过深入考察分析后得出的“可以认为‘玉努斯案’是松筠制造的冤错案”[2]的结论是成立的。 但是，将此案完全归之于松筠处心积虑一手制造，也不完全符合实际，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此案的最终定谳，根据是众口一词否认罪证，而且是“该处大小伯克、回子、阿浑等，人人痛恨称冤”，这显然是松筠所不敢和所难以自行编造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忽视此次反案过程中，喀什噶尔、叶尔羌地方白山派教徒势力与玉努斯郡王家族之间的矛盾因素，以及玉努斯郡王家族与喀什噶尔、叶尔羌地方伯克群体、阿訇(和卓)群体以及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因素。 玉努斯家族为吐鲁番望族，其祖父额敏和卓自康熙末年脱离准噶尔汗国归附清朝，在吐鲁番助清军屯垦。雍正年间额敏和卓率万余维吾尔人随清军东撤至关西瓜州，至乾隆年间始返回吐鲁番[18]。平定大、小和卓之乱，额敏和卓参赞军务，“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19]。大、小和卓败走巴达克山，乾隆帝密谕将军兆惠，“叶尔羌、喀什噶尔二城，乃回人根本，补授阿奇木伯克甚为紧要，朕意欲以额敏和卓管叶尔羌……有此等旧人在彼，始堪倚任。”(《高宗》卷593，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额敏和卓深悉当地社会各方面情形，众伯克不敢玩忽职守，而外藩巴达克山素勒坦沙敬畏额敏和卓，至称之为父(《高宗》卷725，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癸卯)。出身宗教职业者的额敏和卓深知白山派和卓后裔存在的潜在影响与危险，故全力贯彻乾隆帝的招抚政策，促使巴达克山素勒坦沙配合清朝将逃亡的波罗尼都妻、子、随从等15人解送回境。额敏和卓最先侦知尚有波罗尼都幼子萨木萨克漏网，他设计拣派亲信前往珲都斯招抚萨木萨克，并对内采取严加防范的措施，断绝当地白山派教徒与萨木萨克的联系。其后，额敏和卓第六子伊斯堪达尔以郡王身份驻喀什噶尔、叶尔羌担任阿奇木伯克，继续严厉打击当地白山派教徒与萨木萨克的联系活动，将萨木萨克所遣巴喇特等8人拿获正法。伊斯堪达尔之子玉努斯继任郡王、阿奇木伯克之后，对白山派和卓后裔存在的危害性同样有着深刻认识，又将玉素普派来敛财之毛拉素皮等4人拿获正法。玉努斯祖孙三代对清朝忠心耿耿，他们对白山派和卓后裔存在的危害认识清楚，对内严加防范，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数案中牵连处置之白山派教徒不少。长期受到打压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白山派教徒仇视忠实于清朝的玉努斯家族自不待言。潘著对这一点也有认识(14)。 玉努斯祖孙三代长期为清朝所倚任，其家族在新疆维吾尔人上层四大家族中居于首位(15)。虽然该家族对清朝忠心耿耿，但倚势违法行为也多次发生。例如，额敏和卓次子素赉璊承袭郡王爵位后不久即获罪，其具体罪行为“科敛银两，挑选幼女”，且“阉割家人，复致于死。”(16)额敏和卓之长子努尔迈哈默特因复杂的原因，未列谱系，不为朝廷所知。但在伊斯堪达尔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和喀什噶尔协办大臣期间，努尔迈哈默特之子迈穆特担任喀什噶尔伊什罕伯克，而迈穆特之子密尔哈色木、密尔台布都在喀什噶尔，有着六品、七品顶戴[20]。这不能不认为是利用了其家族在喀什噶尔的权势，因为我们没有见到努尔迈哈默特及其后裔有何劳绩的记载。而玉努斯最初事发之由，在《清仁宗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玉努斯系回子郡王阿奇木伯克，前经松筠访有营私取利苦累回民等款，因令松筠前往查办。”(《仁宗》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癸巳)从这一记载可以得知，松筠前往查办玉努斯的缘由是“营私取利苦累回民。”关于这一点在后来的记载中具体化为“玉努斯纵容护卫家人，囤粮贵卖，苦累回众。”(《仁宗》卷285，嘉庆十九年二月丙辰)只是在松筠前往喀什噶尔查办玉努斯苦累回众问题时，才又引发了其他问题，而在最终定案时，“抬价卖粮，苦累回众”却成了微末枝节(《仁宗》卷286，嘉庆十九年闰二月甲戌)。但应该指出的是，“营私取利苦累回民，”反映出玉努斯在阿奇木伯克任内利用权势牟利的事实，而这种不法行为自然损害诸多基层群体和广大百姓的利益，扩大了自己的对立面。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当嘉庆十六年玉努斯拿获毛拉素皮等人，搜出敛钱凭据即玉素普‘历叙其祖上名字’的书信一纸、玉素普所剃头发一包、从前伊斯堪达尔招降萨木萨克原书一封，事关身家性命，毛拉素皮等自然会断然否认这些东西不是来自玉素普的敛财凭据，不予认罪。正因为如此，铁保、玉努斯才用刑逼其招供，最终定案。此外，可能玉努斯在对毛拉素皮等人的审讯中已经得知萨木萨克并非只有玉素普一子，遂自备财物，遣人前往浩罕通好，进一步查访落实。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得到嘉庆帝的认可，反而横生枝节，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松筠前往审理玉努斯“苦累回众”过程中，浩罕爱玛尔提出在中国境内添设官员自行办理商务的要求，松筠认定是玉努斯与浩罕通好送礼所致，嘉庆帝震怒，玉努斯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处境。长期受到打压的喀什噶尔白山派教徒们借此机会翻案，反诬玉努斯“邀功捏报，妄杀四命”，而对额敏和卓家族成员不满的“该处大小伯克、回子、阿浑”等，群起向松筠联名控告，将旧恨新仇，集于玉努斯一身，众口一词，“人人痛恨称冤。”于是，矛盾交织，事态复杂化，玉努斯成为众矢之的，有口难辩了。 无独有偶，与玉努斯查找白山派和卓后裔而遭反控的相同情况，早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已经发生过，但结果完全不同。当时，萨木萨克遣属人托克托素丕等送信与喀什噶尔白山派教徒默罗色帕尔等人，被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鄂斯璊访知拿获。鄂斯璊为库车伯克贝勒品级贝子鄂对之子，也为清朝所倚重[21]。从查获信件中得知默罗色帕尔等与萨木萨克早有联系，并曾暗中供给萨木萨克钱物(《高宗》卷1200，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丁酉)，又获知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之弟额睦尔隐匿托克托素丕等情事，立即禀告喀什噶尔办事大臣保成。经保成等审讯默罗色帕尔及与托克托素丕同来之默罗呢咱尔等人，获知萨木萨克在色默尔罕之情况。布鲁特散秩大臣阿其睦闻讯，恐牵连罹罪，遂与弟额睦尔、侄燕起，会同英吉沙尔阿奇木伯克阿里木以及数名和卓、伯克，联名反控萨木萨克寄信于鄂斯璊。经保成审讯，俱属诬妄。阿其睦犹不甘心，再领额穆尔等，赴乌什参赞大臣绰克托处控告鄂斯璊。乾隆帝闻奏，申饬绰克托、保成等一意姑息，任由阿其睦等四处妄控。为使鄂斯璊不受诬告之影响，尽全力办理萨木萨克事宜，乾隆帝特将御用玉扳指赏赐鄂斯璊。谕旨称：“即因引诱萨木萨克，与以书札，略送物件，系为国家办事，亦属无妨。若惧人诬告，将探听萨木萨克之人唤回，则断乎不可。”(《高宗》卷1203，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壬申)并授鄂斯璊贝子爵位(《高宗》卷1206，乾隆四十九年五月辛酉)。 还应提到的是，玉努斯恰恰是在道光年间抵御萨木萨克之子张格尔入侵时以身殉国的。嘉庆十九年(1814)玉努斯被判解送伊犁，永远监禁(《仁宗》卷286，嘉庆十九年闰二月甲戌)。五年后，嘉庆帝感念额敏和卓、伊斯堪达尔的军功劳绩，加恩将玉努斯释回吐鲁番，交其母哈里察拘禁管束(《仁宗》卷357，嘉庆二十四年闰四月丁未)。道光五年(1825)，萨木萨克次子张格尔作乱，道光帝想起玉努斯是因查访萨木萨克之子获罪，于是，谕令玉努斯设法诱擒张格尔(《宣宗》卷90，道光五年十月己未)，赏给五品顶戴，随参赞大臣庆祥赴喀什噶尔办事。玉努斯至喀什噶尔后，随其堂兄札萨克郡王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迈玛特萨伊特侦捕张格尔徒众，奋勉效力，著有功绩，道光帝加恩赏戴花翎，拟补用伯克(《宣宗》卷99，道光六年六月乙亥)。道光六年，张格尔复纠集叛众围困喀什噶尔。玉努斯随同迈玛特萨伊特率军民阻击叛众，拼死守城。白山派教徒深恨玉努斯与迈玛特萨伊特忠于清朝，城陷时残杀了迈玛特萨伊特与玉努斯(17)。玉努斯以殉国证明自己主动访查萨木萨克后裔并非多事，而嘉庆朝停止实行招抚安置政策是错误的。事闻，道光帝令赏给一品职衔，照头等台吉赐恤(《宣宗》卷110，道光六年十一月丙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