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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调整了外交总战略，从“一边倒”、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帝逐步转变为同时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并相应地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理论。为了在“第二中间地带”取得突破，中国积极发展对法关系，把邀请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作为重要措施之一。中国外交战略、对法政策的调整，中法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的共识，富尔的能言善辩和中方的形式让步，保证了1963年富尔访华的最终成功。 【关 键 词】中国外交/中法关系/中法建交/第二中间地带/富尔 【作者简介】姚百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中法于1964年1月发表的建交公报，曾被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中法建立外交关系，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挑战了美苏把持的两极格局，冲击了当时的国际秩序。中法建交的实际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63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受命访华同中国领导人的一系列会谈；第二阶段是中法两国代表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进行的正式建交谈判。关于这两个阶段的关系，当时的中国驻瑞士大使、中方谈判代表李清泉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总结：“瑞士谈判是北京会谈的继续。北京会谈中，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解决了中法建交的实质性问题、原则问题。瑞士谈判只是解决了中法建交的程序问题、方式问题。”①虽然富尔不是正式的总统特使，富尔访华期间的会谈也不是正式的官方谈判，但这些会谈在整个中法建交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深入细致地加以研究。 学术界对中法建交的研究成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比较全面地勾勒中法建交的全过程②；第二，从法国外交的角度，研究戴高乐同中国建交的意图③；第三，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研究中国对法政策及中法建交过程中中国领导人的作用④；第四，研究美国、中国台湾地区对中法建交的反应⑤。上述成果均涉及富尔1963年的中国之行，但都着墨不多⑥，也没有将此同中国的外交战略、对法政策调整联系起来。 鉴于富尔之行的重要作用以及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本文拟以中国外交部档案为基础，从中国外交的角度，考察中方外交战略调整与对法政策之间的关联，以及富尔访华期间同中国领导人的历次会谈详情，并简论富尔访华成行与成功的原因。 一、中国对法美矛盾的观察与“第二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 新中国刚刚成立，法国政界就开始酝酿承认问题。在内部讨论和公开发言中，法国外交部都认为，承认新中国是“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⑦，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建交问题均未被两国提上正式日程。究其原因，固然有朝鲜战争、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台湾问题等具体原因，但其根本还在于两国都没有摆脱美苏两极格局束缚的愿望。法国的态度，正如1955年7月法国外长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明确表示的：同中国建交“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法国“将考虑美国的态度”⑧。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一员的中国，也把欧美相提并论，在打击“美帝”的战略前提下，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格局从战后初期的两极格局逐步向多极化态势演进，美欧矛盾和中苏分歧的加剧，成为推动这种态势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外交战略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一边倒”、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帝逐步转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反帝必反修)。由于当时西欧表现出更多的对美独立姿态，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来，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在国际反帝反修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视和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并重提“中间地带”的概念⑨。这一概念最早是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提出的，以指美苏之间的“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⑩。提出这一概念的主要目的，是为联苏反美作铺垫。它实际上是后来“一边倒”方针的理论支撑(11)。但20世纪60年代重提的中间地带，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而言，将中间地带区分为两部分：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一中间地带；西欧、加拿大、日本等是第二中间地带。在反对美帝苏修的斗争中，对这两个中间地带都要争取。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概括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12) 对于“第二中间地带”理论，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但有一点仍需指出，这一理论的形成，除了上述的中苏分歧、美欧矛盾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美法矛盾的观察。分析和利用美欧矛盾，一直是新中国的基本外交策略之一。在这当中，中国高层尤其注重观察和利用美法关系，尤其是戴高乐与美国的关系。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就曾召集参加八大的使节集体谈话，要求大家抽时间读《戴高乐回忆录》(13)。毛泽东指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其中有很多提法很有意思。例如，戴高乐承认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大鱼吃小鱼’……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14)1958年法国政局变动，戴高乐于当年6月再次执政。由于他之前经常为法国的海外殖民政策辩护，强调君主制的作用，并积极推动冷战，舆论开始认为这是欧洲政局右转的表现。中国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一家有影响力的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但毛泽东认为：戴高乐的民族意识、民族精神很强，始终强调国家的尊严和独立，不依傍他人；他主张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国的霸权，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8月在同来访的赫鲁晓夫谈话中、9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反复强调了类似的看法。(15) 中国对法美矛盾分析变动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但基本可以判定：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认为法美矛盾不断深化、不断发展；至少在1962年中旬，已认定法美矛盾已经激化。1962年6月外交部拟定的报告认为，自戴高乐重新上台以来，“法美矛盾有很大发展”。法国坚持把欧洲六国发展成“一个反苏抗美的第三种势力”，发展独立的核威慑力量，反对美国独霸大西洋集团的领导权；而美国则力图维持对欧洲的控制，最近“越来越露骨地”分化欧洲各国与法国的关系，孤立和压制法国。这些使法美矛盾“更加尖锐”，“并已成为西方阵营内部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16)1963年初，由于戴高乐拒绝多边核力量计划、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的申请、布鲁塞尔谈判破裂以及《法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这一连串欧美摩擦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开始认为“帝国主义集团加速走向四分五裂”，而法美矛盾是其主要矛盾。中国驻瑞士使馆的1962年专题总结分析，这些事件“标志着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四分五裂的趋势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在当前内部你争我夺、互争长短的剧烈斗争中，法、美之间的斗争表现得最为突出和尖锐，法美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中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驻瑞士使馆还特别提高了法美矛盾的战略意义，“法美尖锐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对美国推行独霸全球的新战略，起着某种牵制作用。其意义不仅限于帝国主义内部关系上，而且影响帝国主义同东方的关系，关系到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17) 正是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法美矛盾及其战略意义的认识，中国高层提出了“第二中间地带”理论。毛泽东在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法帝国主义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来讲不是同盟者……对非洲来说，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不是朋友。可以利用的一点是，它们同美国有矛盾。”(18)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为第一中间地带，英、法、西德、日本、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中间地带。但在这些第二中间地带国家中，也只有法国同美矛盾异常尖锐，从而最有可能成为中国的“间接同盟军”。 可以说，到1962年中旬，中国已经完成对法政策调整的战略准备，剩下的就是在具体政策上如何推动中法关系的发展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