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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黄舍骄主编：《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②代表性的著作有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第161—162页；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219—23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61—372页；福田园：《中法邦交正常化(1964年)和“一个中国”原则的形成——法台断交和围绕“唯一合法政府”的交涉》，[日本]《国际政治》，第163号(2011年1月)；翟强：《从隔阂到建交：一九四九到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8期。 ③代表性的著作如Garret Martin，“Playing the china Card? Revisiting France’s Recognition of Communist China，1963—1964”，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Winter2008，Vol.10 Issue 1，pp.52-80；Thi Minh-Hoang Ngo，“De Gaulle et l’unité de la Chine，”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n°4(1998)，pp.391-412；张家展：《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与中国》，《法国研究》1991年第2期。 ④代表性的著作如姚百慧：《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姚百慧：《(中法建交公报)形成考释》，《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曲星：《试论毛泽东关于中法关系的战略思想》，裴坚章主编：《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239-255页；王文博：《从中法建交谈判看周恩来对西欧国家的外交政策思想及其谈判艺术》，《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46—247页；高长武：《周恩来与中法建交的几个关节点》，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18—1227页。 ⑤代表性的著作如潘敬国、张颖：《中法建交中的美台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翟强：《美台对中法建交的反应(1963—1964)》，《史林》2013年第2期；姚百慧：《论美国与中法建交的关系》，《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苏宏达：《“一个中国原则”与“两岸国际共存”并行的可能性评估——以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中华民国对法国外交政策为案例研究》，《美欧季刊》(台湾)2000年春季卷；许文堂：《建交与断交——1964年台北、巴黎、北京的角力》，黄翔瑜主编：《战后档案与历史研究：第九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8年，第159—200页。 ⑥姚百慧：《中法建交谈判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形成考释》，《当代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但该文着重考察的是富尔访华期间形成的关键文件《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成史，对富尔访华前中方战略及政策调整、访华期间详细谈判情况等均没有深入讨论。除了上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外，还有一些纪实文学类的作品涉及中法建交问题，如柴成文等编：《三大突破：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张锡昌等编：《峰峦迭起：共和国第三次建交高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陈敦德：《破冰在1964——中法建交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年。从史料基础上来看，这类作品不宜引用。 ⑦[法]史曼慈：《法中关系的法律基础——法国对新中国的承认》，郑秉文、马胜利主编：《走进法兰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4—45页。 ⑧《中法关系简况》(1955年10月2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0148-35。 ⑨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调整，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360页。 ⑩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9页。 (11)刘建平：《“中间地带”理论与战后中日关系》(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5—506页。 (13)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此时已出版2卷，第1卷《召唤(1940—1942)》出版于1954年10月，第2卷《统一(1942—1944)》出版于1956年8月。这两卷揭露了大量戴高乐与美国的矛盾冲突情况。 (14)孔祥琇：《耿飚传》(下册)，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15)《毛泽东政治秘书林克的回忆》，李静主编：《实话实说丰泽园》(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第372页；《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58年8月1日)，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藏：《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1—40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45页。 (16)《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的有关请示及中央的批复(邀请来访建议、富尔简历、来访及接待方针指示、工作建议)》(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6。 (17)《我驻瑞士使馆报回对开展对法国工作的意见》(1963年3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4-03。 (1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7—488页。 (19)《毛泽东主席会见法国参议员密特朗的谈话纪要》(1961年2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07-00972-06。 (20)《一九六一年日内瓦会议期间陈毅副总理出席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宴会谈话纪要》(1961年6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389-03；《要求我驻瑞士使馆研提开展对法工作意见(与我驻瑞士使馆有关往来电)》(1962年6月22日至11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23-01。 (21)《我驻瑞士使馆报回对开展对法国工作的意见》(1963年3月2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4-03。 (22)《陈毅副总理对我巴黎新华社分社记者陈定民建议争取与法国建交信件的批示(陈定民信)、我对向法试探建交的意见(未上报)》(1963年1月21日至3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4-02。 (23)老牌戴高乐分子，曾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国防部部长，戴再度上台后曾任司法部部长等职，1962年4月政府改组后因内部矛盾未参加政府。1955年曾率领议员代表团访华，多次公开主张承认中国。 (24)原法兰西人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主席，当时为亲戴高乐的“劳工民主联盟”领导人之一，任国民议会宪法法律委员会主席，1960年访华，对华态度友好。 (25)《关于开展对法国工作的请示及中央的批示、给我驻瑞士使馆就开展对法工作的指示电》(1963年2月6日至3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4-01。 (26)《关于开展对法国工作的请示及中央的批示、给我驻瑞士使馆就开展对法工作的指示电》(1963年2月6日至3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4-01。 (27)《西欧地区情况通报1—6期》(1963年2月1日至12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550-02。 (28)《西欧地区情况通报1—6期》(1963年2月1日至12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550-02。 (29)《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的有关请示及中央的批复(邀请来访建议、富尔简历、来访及接待方针指示、工作建议)》(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6。 (30)Edgar Faure, Le serpent et la torture, les problèmes de la Chine populaire, Julliard, 1957. (31)《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的有关请示及中央的批复(邀请来访建议、富尔简历、来访及接待方针指示、工作建议)》(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6；Thi Minh-Hoang Ngo，“De Gaulle et l’unité de la Chine，”Revue d’histoire diplomatique，n°4(1998)， p.395。 (32)《关于开展对法国工作的请示及中央的批示、给我驻瑞士使馆就开展对法工作的指示电》(1963年2月6日至3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4-01；《陈毅副总理对我巴黎新华社分社记者陈定民建议争取与法国建交信件的批示(陈定民信)、我对向法试探建交的意见(未上报)》(1963年1月21日至3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4-02。 (33)《关于开展对法国工作的请示及中央的批示、给我驻瑞士使馆就开展对法工作的指示电》(1963年2月6日至3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4-01。 (34)《我就法围前总理富尔访华事与我驻瑞士使馆往来电》(1963年8月20日至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1。 (35)张锡昌：《四十年法国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张锡昌当时为中国外交部法国科二秘，曾参与富尔来华谈判的整个过程，中法建交后为赴法筹建使馆的先遣组成员之一；1964年至1967年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任职。 (36)高长武：《周恩来与中法建交的几个关节点》，徐行主编：《二十一世纪周恩来研究的新视野》(下册)，第1221页。 (37)《我就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事与我驻瑞士使馆往来电》(1963年8月20日至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1；李清泉：《中法建交谈判回顾》，《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51页。 (38)De Bernard Tricot ed. , L’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27 janvier 1964): Colloque organisé par 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 le 16 mai 1994, Paris: 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 1995, pp. 25-27；[联邦德国]康德拉·阿登纳著，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合译：《阿登纳回忆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08—209页。 (39)参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131—141页。 (40)国际关系研究所编：《戴高乐言论集(1958年5月—1964年1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457页。 (41)De Bernard Tricot ed. , L' 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27 janvier 1964):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a 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 le 16 mai 1994, pp. 34-35; Edgar Faure, “Reconnaissance de la Chine”, Revue de la Fondation et de l' Institut Charles de Gaulle, Espoir, 1972, No. 1, p. 22. (42)《法国前总理富尔面交周恩来总理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给他的亲笔信(译文及原件影印件)、富尔准备向戴高乐提出的报告及补充说明等》(1963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7。 (43)Charles de Gaulle, lettres, Notes et Carnets, janvier1961-december 1963, Paris: Plon, pp. 374-375. (44)《我就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事与我驻瑞士使馆往来电》(1963年8月20日至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1。 (45)《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的有关请示及中央的批复(邀请来访建议、富尔简历、来访及接待方针指示、工作建议)》(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6。 (46)1957年富尔访华时，毛泽东予以接见；周恩来接见并便宴；彭真市长举行酒会，周恩来出席；外贸、文化、农业、司法等部部长接见并会谈有关问题。 (47)《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的有关请尔及中央的批复(邀请来访建议、富尔简历、来访及接待方针指示、工作建议)》(1962年6月15日至1963年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6。 (48)《法国前总理富尔访问柬埔寨、缅甸和印度情况反应(与我驻柬埔寨、缅甸和印度使馆往来电)》(1963年10月14日至11月1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67-01。 (49)《接待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情况简报(第一期至第九期)》(1963年10月21日至11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67-02。 (50)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8—10页；《应我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法国前总理富尔到广州》，《人民日报》1963年10月22日。 (51)《有关法国前总理访华接待方案、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宴会祝酒辞、给我驻外使团的有关通报、有关值班简报及周恩来总理批示》(1963年10月12日至11月1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2。 (52)参见《关于中法建交问题》(1963年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59—372页。 (53)《接待法国前总理富尔访华情况简报(第一期至第九期)》(1963年10月21日至11月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67-02。 (54)《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谈改善中法两国关系》(1963年10月24日)，中围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9。 (55)《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谈改善中法两国关系》(1963年10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1。 (56)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18—19页。 (57)《法国前总理富尔面交周恩来总理的法国总统戴高乐给他的亲笔信(译文及原件影印件)、富尔准备向戴高乐提出的报告及补充说明等》(1963年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7。 (58)《我与法国谈判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意见及周恩来总理的批示》(1963年10月28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5。 (59)《关于与法国谈判建立两国外交关系的意见、同意裴特里为瑞典新任驻华大使、伊拉克要求援助事、英国画刊刊登侮辱毛主席图片事》(1963年10月19日至11月2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189-10。 (60)《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谈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1963年10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2。 (61)《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谈中法有步骤建交方案》(1963年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3。 (62)《刘少奇主席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谈话记录》(1963年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5。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73—274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9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777页。 (64)《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谈两国直接建交方案、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草稿)》(1963年11月1日至1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0。 (65)《毛泽东主席对周恩来总理关于中法建交问题请示的批复、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草案、最后定稿、法文翻译件)、周恩来总理批示》(1963年11月1日至1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6。 (66)《周恩来总理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谈两国直接建交方案、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1963年1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03。 (67)《毛泽东主席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夫妇谈中、法关系及国内外局势》(1963年1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4。 (68)《毛泽东主席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夫妇谈中、法关系及国内外局势》(1963年11月2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4。毛泽东1960年同蒙哥马利的谈话可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1—435页。 (69)De Bernard Tricot ed. , L' établissement de Relations Diplomatiques entre la France et la République Populaire de Chine (27 janvier 1964): Colloque organisé par la Fondation Charles de Gaulle, le 16 mai 1994, pp. 28-29. (70)后来中方在相关总结中，曾把富尔看成是戴高乐的智囊团成员、中国问题上的顾问。参见《我就中法建交达成协议事给我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通报、我驻瑞士使馆关于中法建交的几点体会》(1964年1月18日至3月9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97-10。 (71)张锡昌：《亲历中法建交》，《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第11页。 (72)如派专机接送富尔，就是相当于总理的待遇，富尔对此也很清楚，并向中方表示感谢。参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谈中法有步骤建交方案》(1963年10月31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110-01982-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