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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富尔访华第一阶段会谈(10月23日至25日) 1963年10月11日，富尔夫妇离开巴黎前往亚洲调查访问。根据行程，他们将相继访问柬埔寨、香港、中国，然后到印度。中国开始通知有关方面做具体的准备工作，并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富尔来华的真实目的。12日，富尔夫妇抵达柬埔寨。14日，外交部致电驻柬埔寨使馆，请驻柬使馆设法了解一些富尔的访华意向。19日，驻柬使馆根据柬埔寨媒体的相关报道，认为“富尔此行是代表戴高乐对我作进一步的接触和试探”。(48)21日，富尔夫妇自深圳入境抵广州。外交学会吴晓达副秘书长及翻译张锡昌前往深圳罗湖迎接，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设法探明富尔此次来访目的。富尔表示，其来华身份对外称以私人名义，但对内正式代表官方，声称带有一封戴高乐亲笔介绍信要交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富尔强调，此次来华负有迫切使命，要同中方就全面开展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交谈与探索。为此，他要求及早见到周总理，先交谈两次，旋即谒见毛主席、刘主席及陈毅副总理。他特别提出要见共和国主席，因为他是受戴高乐总统之命来的。(49)至此，中国才得出结论，富尔“代表戴高乐”来谈“中法关系问题”。于是，中方当即决定，在预定的高低两种接待方案中按高规格接待，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21日下午，富尔夫妇抵达广州，广州市副市长罗培元等到车站欢迎；当晚，广州市市长曾生和夫人设宴欢迎。(50)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富尔在北京的住处从北京饭店改为钓鱼台(51)。 10月22日，富尔夫妇抵达北京。23日，周恩来接见富尔夫妇，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之初，双方一致肯定了增进中法关系的愿望。在发展对华关系上，富尔提出两个方案：(1)先谈建交、交换大使，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应如何解决；(2)如果台湾问题不能解决，可考虑先互设政府的或民间的常设机构兼理经济和文化事务。他说：如果法国承认了中国，法国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合乎逻辑的”。最微妙的是台湾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岛上存在一个事实上的“政府”，而且戴高乐没有忘记在战时曾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突然切断关系。如果法国承认中国，台湾主动同法断交，这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困难的是，不能肯定蒋介石将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法国承认新中国，而台湾不作任何表示，那么，照中国的想法，法国应撤回驻台人员，但这使法国为难，希望共同寻找不使法国为难的办法。他并探询法在中法建交后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周恩来反复强调指出，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如果戴高乐觉得采取勇敢的行动，切断同蒋介石集团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中国欢迎这一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地交换大使，不采取英、荷那种拖泥带水的办法。如果戴高乐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有困难，中国愿意等。周恩来列举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对华关系：一是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二是建立半外交关系；三是像法国目前同中国的关系，法国愿意促进对华关系，但由于台湾问题等困难，尚未能建立正式关系；还可能出现第四种类型，即第三种类型的国家，在建立正式关系前，先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如先设立贸易代表机构，半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考虑。周恩来请富尔考虑后一意见。(52) 周恩来同富尔的这次谈话，显示了双方的两点分歧。第一，双方的出发点略有不同，富尔更强调解决政治、外交关系，而周恩来侧重于首先发展经贸关系。第二，在台湾问题上，富尔秉承戴高乐的指示，不愿意同台湾主动断交，并试图在台湾保留领事，对此，周恩来断然表示不可能。富尔在次日向中方有关人员谈到他对这次会谈的看法时说，他的印象是周恩来对我们所谈的问题态度似乎比较消极，在发展两国政治关系方面，中国总是希望法国先走第一步。富尔说：戴高乐对机器、产品之类不直接关心，他所着眼的是政治关系问题。他还略有埋怨地表示：“我推动了戴高乐，还要来拉你们。”(53) 10月24日下午，陈毅副总理接见富尔夫妇，继续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陈毅一方面重申了中方改善中法关系的愿望，另一方面着重阐明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陈毅说：从中方来说，建立外交关系没有困难，“但是我们要向阁下申明，也请阁下向戴高乐说明，我们不能承认‘两个中国’”，“似乎有这么一股暗流，有些人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在美国的唆使下承认蒋介石集团，这对我们说，不能接受，如果有人要这样做，即使建了交，我们也要马上断交”。陈毅提议，如果现在建交有困难，可以像埃及、古巴那样，先发展经贸、文化和宗教往来，一天天增进关系，逐步把蒋介石的代表挤走。富尔提出了增进两国关系的三种设想：(1)法国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两国互派大使，不附加任何条件。他说：采取这种办法，中国方面担心蒋介石可能继续保持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同时让法国的代表继续留在中国台湾地区。而他认为，蒋介石不太可能这样做。中国愿不愿意冒此风险，由中国方面自己判断。(2)中国对中法建交附加条件。法国承认中国，而中国要法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和撤回驻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他表示戴高乐“不大喜欢这种办法”，“因为这是粗暴的、突然的措施，是难以执行的措施”。他设想可以采取中间性的办法，即法国召回驻中国台湾地区的“外交代表”而保留领事或职员。(3)延期承认，先发展各种关系，这是中国的建议，他也理解这是为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准备条件。他表示，这项建议是有趣的、合理的，但又表示，这种办法过去在古巴、埃及行得通，而在法国比较困难，因为法国是重视礼仪的国家，必须给予台湾的“外交”代表以应有的礼遇。如果找不到其他办法，可以考虑这个建议，但希望中方“帮助我们找出同台湾断绝关系的办法”。在阐述这三种设想时，富尔强调指出，中国方面不要因台湾问题(这在法国看来是个小问题)而使目前新形势下中法互换大使这样的重大国际事件归于失败。(54) 从这次会谈可以看出，富尔仍在继续试探促使中方降格以求的可能性，同时也为退而求其次就第三种设想达成一些协议留下余地。由于富尔已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方案，讨论已比第一次深入很多，接下来是就这三项方案，进行更为具体的讨论。 25日下午，周恩来、陈毅同富尔举行第三次会谈。富尔进一步阐明昨日提出的三种方案，并将之概括为“无条件承认”、“有条件的承认”和“延期的承认”三条。(1)法国公开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方面表示同意，并互换大使。这就是无条件承认。(2)有条件承认。如果法国承认了中国，中国提出同台湾断交、驱蒋的条件，戴高乐会不愉快。他提出一个避免这种局面的主意：法国照会中国，主动承认中国，中国方面给予答复，对法国倡议表示同意，但对这种承认附加两点解释，说明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承认意味着同台湾断绝关系，而且法国不能同将来可能出现的“福摩萨共和国”发生关系。但中国不追究法国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对法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代表和中国台湾地区在法国的代表可以不提，这仅仅是执行问题。采取这种办法，就显得中国并不提出任何条件，不致使法国丢脸。(3)延期承认。即先不作外交承认，但中法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局面，逐步将蒋介石的代表挤走。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互设商务、文化机构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可以增进文化、贸易往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可以作为最后建立正式关系的阶梯。这个机构可以采取民间方式，但从政治上准备条件着眼，派遣官方的比较好。但他强调，他倾向于采取比较完全的解决方案。周恩来肯定了三条：(1)双方都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换大使。(2)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这是对1949年以前就存在的中国政府承认的延续，因此，“中华民国”不再存在。(3)剩下的只是一个中国台湾地区问题。周恩来强调指出，如果法国认为台湾地位未定，那就构成两国建立正式关系的障碍；如果法国只是想摆脱同中国台湾地区的困难情况，那就是一个程序问题。富尔表示，戴高乐对台湾地位问题没有考虑，戴高乐只委托他向中国了解，能否在承认中国的同时，在中国台湾地区保持一个级别较低的代表。周恩来再次表示，这是不可能的。(55) 通过23日以来的三次会谈，中法大致摸清了对方的立场：法国不愿主动断绝同中国台湾地区的关系，力图在同中国建交后在台保留一定的代表，而中国则对这两点断然拒绝。谈判陷入僵局。不过，双方取得了两点共识：第一，双方都肯定了要发展中法关系的愿望，并愿意建立正式的大使级外交关系；第二，虽然法方不愿意主动断绝与蒋介石的关系，但是富尔表示，法国不承认“两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就不会再承认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这两点为将来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打下了基础。剩下的就是一个“程序问题”，就是找到某种办法，使法台较为自然地摆脱关系。 为了缓和谈判的气氛，同时也留出时间思考一下富尔在这几天会谈中的表现及提议，25日晚，周恩来决定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和呼和浩特等地参观游览三天，谈判暂停(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