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中法接近与富尔访华之行的确定 1961年至1962年，随着中国觉察到法美矛盾的升级，从利用法美矛盾和发展中法关系的角度出发，中方开始试探法方的态度。除了本文上述的一些行动外，外交部还提出了第一份具体建议，即1962年6月15日《关于邀请法国前总理富尔来访的建议》。这份建议从戴高乐上台后“法美矛盾有很大发展”的事实出发，提出“为扩大法美矛盾”，中方可采取一些措施，以“试探法国政府对我的态度，并施加影响”，“除拟嘱我驻瑞士使馆及驻法记者相机活动外”，该建议的核心是“邀请一个和戴高乐关系较密切、政治身份较高的政界人物访华”。具体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法国前总理富尔；另一个是独立党人、参议员罗希洛。外交部认为，“以上两人，罗希洛的政治身份和与戴高乐的关系方面均不如富尔，可以富尔为第一对象。拟由我驻巴黎记者往访，进行试探，如对方有意，再以外交学会名义发出邀请”。对于这份建议，陈毅于6月18日批示：“因要开日内瓦会议，此事到那里去相机而行，可以不必邀请富尔。”(29) 外交部之所以把邀请富尔作为试探中法关系的重要举措，与富尔的政治资历、对华态度及其与戴高乐的关系有关。富尔曾在1952年和1955年两度担任法国总理，在多届法国内阁中担任部长级职务。富尔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57年5月至6月，富尔夫妇曾受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之邀，以私人名义在华访问一个月，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接见他们，周恩来也同其多次交谈，而且几乎不受限制地让他们走访了许多地区。富尔对此非常满意，访华期间和访华后，多次主张法中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富尔回国后，借鉴毛泽东诗词中的“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写了本《蛇山与龟山》介绍中国，主张中法建立外交关系。(30)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1958年戴高乐上台前夕，富尔第一个表示公开支持。戴高乐曾在1960年召见富尔，商谈远东问题。据有的学者分析，富尔实为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半官方顾问”。(31) 如前文所述，陈毅在日内瓦会议上向德姆维尔试探时，对方似乎对发展中法文化和贸易关系更感兴趣。法国的态度影响了中国的判断，邀请富尔来华的建议直到大半年后才再次被提出。1963年2月6日，外交部提交的《关于当前开展对法工作的请示》、3月西欧司提交的《对向法试探建交的意见》又把邀请富尔等人访华作为开展对法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32)。3月15日，根据周恩来“三八批示”，外交部就“开展对法工作问题”致电驻瑞士使馆，请瑞士使馆执行修改后的对法工作要点五条，其中第四条为：即着手试探邀请少数接近戴高乐而又对华友好的法政界人士访华，如富尔、密歇勒、加比唐等。但进行时，须看对方有无要求或暗示，不要强求。(33) 1963年8月20日，在瑞士度假的富尔拜访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向中方表示，希望能以私人身份于10月访华(34)。在邀请法政界人士来访问题上，中方一直试探法方“有无主动”，这次富尔主动要求访华，确实是“送上门来了”(35)。在周恩来批示后，中方很快同意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36)。31日，李清泉向富尔口头转达了张奚若会长的邀请(37)。 富尔是以私人名义访华的，却与法国的对华政策相吻合。当时法国正谋求打开对华关系的大门。从1962年中期开始，戴高乐在同其政府官员、同盟国政府首脑的谈话中，开始较多地谈及发展中法关系问题，并提出了承认中国的设想。在戴高乐看来，无论人们喜欢与否，存在着一个现实的中国；中国有5亿人口，这使它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贫苦的中国人不会与邻国为敌，即便他们有了原子弹；中苏分裂的事实，也需要人们直接同中国接触。(38)戴高乐谋求承认中国与如下几个因素有关。首先，正如中方所观察的那样，到了1962年至1963年，美法在北约领导权、核武器、欧共体建设等问题上的矛盾确实尖锐化了，法国需要在西方联盟外寻求支持，以便支撑其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战略。其次，承认中国也与戴高乐一贯要求的对美外交独立相一致。再次，中国的存在及其影响的扩大是不争的事实，解决亚洲问题以及其他世界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参与。1962年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以及法国和台湾只是“代办级”的关系，为中法建交打下了基础。 促使戴高乐最终主动采取建交试探的因素是越南共和国动荡的局势。当时，由佛教徒抗议所引起的政治危机，不仅让越南共和国吴庭艳政权摇摇欲坠，也加深了本已恶化的美国与吴庭艳政权关系的危机(39)。这种局势让戴高乐觉得有了重返东南亚的机会。1963年8月29日，戴高乐召开内阁会议，会后就越南问题发表声明，表示密切关注越南发生的严重事件，法国了解并愿意真诚分担越南人民的苦难(40)。这是法国政府首次就越南问题发表声明。法国要在越南发挥更大影响，当然离不开中国。戴高乐一向重视富尔在中国问题上的意见，为了明确中国对建交问题的看法，他紧急召见富尔，打算委托富尔秘密访华。在得知富尔已接到邀请要访问中国后，戴高乐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要作为我的代表去中国。”(41)由于当时中法并无外交关系，戴高乐不便给中国领导人写信，也没有给富尔正式的委托书。他写了一封信给富尔，目的是将此信给中国领导人看，以证明富尔是代表他的。信的正文如下：“我再次重申我对你在下次旅行期间将和中国领导人进行接触的重视。由于我们最近的会谈，我能够向你清楚地指出，为什么我非常重视有关我们和这个伟大人民间各方面关系的问题，以及我是怎样重视这个问题的。请相信，我完全相信你将谈到和听到的一切。”(42)戴高乐赋予富尔的任务，并非一般的试探，而是谋求发展两国的全面关系。这种全面关系当然包括经济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治关系。戴高乐要富尔探明，在何种条件下，中法关系可以实现正常化，尤其是探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和法台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指示说，保持法台关系，是合乎法国意愿的，即便必要时可以降级，比如在中法建交后法台保持代办或者更低级别的关系。(43)就这样，本拟以个人名义访华的富尔成了戴高乐的特使。 为了让中国充分理解自己角色的变化，9月12日，富尔与夫人邀请李清泉夫妇在日内瓦一旅馆吃饭。在餐前的正式谈话中，富尔说：从瑞士返回法国后于上周见到戴高乐，戴要求他再次向中方表示，此次访华是作为戴的代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并将戴的一封信转给中方，因此他此行实际上是“官方性质”，但希望中国完全保密，对外仅说他是个人旅行。会谈的内容，主要是“两国关系问题”，同时也谈谈两国共同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中国驻瑞士使馆从富尔的这些谈话准确地推测出：“富尔此次访华很可能要试探和我建交问题”，并于14日以特急提前电报的形式将谈话内容报外交部。(44) 富尔态度和身份的转变让中国外交部有点摸不着头脑，有关人员对中国驻瑞士使馆的乐观分析半信半疑。根据以往的经验，中国一直认为，法国目前的重点是发展对华经贸文化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外交部估计，“富尔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在目前美苏加紧勾结、中苏分歧加剧的情况下，摸中苏关系的底细，试探我对西方，特别是对法国的态度，了解我政策动向，供戴高乐决策参考，并在政治上作些姿态，相机同我拉些关系，以便在同美苏打交道中加以运用”，“从现有迹象看来，当前法国的主要步骤是发展中法贸易关系、争取设立贸易机构，同时以政治姿态配合经济措施，一时还不会走到同我建交这一步”。“根据富尔向我驻瑞士使馆透露的访华意图来看，也不能完全排除提出有关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的可能性”，“也可能提出一些改善两国关系的中间性步骤向我试探”。根据对富尔访华使命的这一估计，外交部于10月15日呈报《关于利用富尔访华时机开展对法工作的几点建议》：“针对法当前对华作法，一方面我们可根据需要和对我有利的原则同法发展经济关系，另一方面，可利用富尔访华时机，开辟一些今后开展对法工作途径，设法同法国保持一些政治接触和联系，并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逐步改善。”(45)为了做好接待富尔的工作，外交部之前(10月2日)拟定了具体的接待办法：由外交部西欧司和外交学会共同组成接待工作小组，领导和处理有关问题；至于接待规格和礼遇，原则上拟按私人身份处理，规格可与上次访华相同；(46)如富尔以戴高乐代表身份来华，则规格可以提高一些。当天，周恩来和陈毅批准了这一接待方针。(47) 从外交部的估计和准备的对策可以看出，中方对富尔使命的认识是有偏差的：戴高乐赋予富尔的是同中国发展全面关系的使命，中方却认为法国主要想发展经济关系。这种偏差不能不给双方初期的会谈带来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