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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通过本文的上述考察，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富尔访华及其促成的中法建交，首先是中法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中国战略重点在于打击美帝兼及苏修，法国要在防范苏联的同时对美独立，虽然两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冲击美苏把持的两极格局方面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促成了中法的战略合作，奠定了中法建交的基础。这些，可以用两国领导人超越时空的对话来进一步加以证实。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时，重提了他几年前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如果苏、中、英、法有大体一致就好……还是从伦敦经过巴黎到东京，把这工作做好。戴高乐有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想法，再扩大一点，通过北京到东京”，世界局势在变化，“再过五年、十年，变化会更大。像英、西德、意大利、日本，独立性会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这种大战略，富尔自然无法答复，只能笼统地表示“这是个好意见”。(68)在四天后，完全不了解富尔访华情况的戴高乐却作出回答，他对自己的新闻部长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说：“我们总要有一个反面的同盟者。这是法国一贯的策略。法国的国王曾经和土耳其结盟以抵抗罗马帝国；他们曾经和波兰结盟以抵抗普鲁士；他们曾经和美国叛乱分子结盟以抵抗英国。而我，我曾经和俄罗斯结盟，为的是使我们在面对德国时变得更强大。今天，我和中国结盟，为的是使我们再次面对俄罗斯时变得更强大。不过，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一步，现在仅仅是为了重新建交。”(69) 第二，富尔访华的最终成行，也是中国对欧战略、对法政策一系列调整的结果。随着“第二中间地带”理论的提出，中国在60年代初调整了对欧战略，把西欧作为反美反修的“间接同盟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对美法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观察。在中方看来，戴高乐上台后美法矛盾的加剧发展，实际上为中国利用这一矛盾提供了可能性；虽然英国、联邦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也在第二中间地带之列，但这些国家与美国的矛盾，还不像法国那么大。也正因为此，中国尝试从法国开始在第二中间地带打开缺口，并相应地在60年代初调整了对法政策，采取了种种具体行动，如主动谋求发展中法关系、积极与诸如富尔等与戴高乐有密切关系的人建立联系等等。中国的这种外交调整，加上戴高乐尝试借助中国对美搞独立和重返东南亚，使得中法关系不仅有了战略上的基础，也有了政策上的基础。 第三，就在中法都谋求改善双方关系的时候，富尔充当了“龟山”与“蛇山”之间的桥梁。富尔的这一角色，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恰在1963年8月要求访华，而在此后又恰好受戴高乐的委托来同中国谈中法关系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外交部长期以来就观察到富尔与戴高乐的密切关系，且很早就拟以富尔为第一邀请对象来开展对法工作；(70)由于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确实很倚重富尔的意见，而且在越南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极欲改善对华关系，富尔的中国之行又具有了某种必然的性质。富尔本人曾两度出任总理，资历深、地位高，在戴高乐政府中虽无官职，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深得戴高乐的信任；而在对华关系上，富尔一直主张对华友好，并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再加上富尔律师出身，能言善辩，是个谈判能手。这一切，使得富尔自然成为“担负秘密使命的适宜人选”。(71) 第四，富尔访华使命的最终顺利完成，也是中法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协商的结果。这种平等，既体现在礼遇等形式上，也体现在协商的实质内容上。虽然富尔并未携带“特使”证书，但中方始终以此身份来接待他，在出行、住房、谈话中基本上都给予了戴高乐特使的礼遇。(72)在实质内容上，虽然中方在驱蒋的具体方式上作了一些让步，但在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上，中方并未有任何改变。以三项默契为基础的“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实际上也是法国在中法建交中所需要承担的义务。可以说，中法两国在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上所取得的共识，乃是富尔北京之行最终成功的必要前提。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中法双方经过数次平等的、艰苦的协商，终于找到“驱蒋”的办法。这也说明，只要两个国家互相尊重对方核心利益，总可以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找出改善双边关系的恰当办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