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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巴达克山，清朝统一新疆的事业大功告成。为维护统一局面，实现长治久安，乾隆帝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采取清查防范措施，实行招抚安置政策。清查防范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的实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藏匿于境内外的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妻妾诸子及其追随者们先后被清朝查拿控制送往京师安置，从而消除了潜在的诸多隐患。应该说乾隆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影响力的认识是清楚而且深刻的，实行的措施与政策是有远见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在得知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幼子萨木萨克漏网并潜匿中亚的确切消息之后，清朝对内加强防范，严厉打击境内白山派教徒为萨木萨克敛财的活动，以断绝萨木萨克的经济来源；对外恩威并施，促使中亚巴达克山等外藩配合清朝，限制萨木萨克的流亡活动；同时，清朝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向萨木萨克宣示招抚政策，许愿如能自动归附，则提高待遇，按乌什霍集斯之例，赏给爵位职衔，安置京师，以此来加大对萨木萨克自动投归的吸引力。以上措施与政策持续实行将近四十年之久，最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嘉庆三年，流亡于中亚并处于贫困之中的萨木萨克受感召而派亲信赴喀什噶尔递呈表文，愿先派其子赴京瞻觐，待其子返回后即携妻、子、随从等入境投清，结束流亡生活，并抱经起誓，以示诚意。 然而，就在将近四十年的努力即将获取结果，彻底解决白山派和卓后裔的关键时刻来临之际，清朝地方官员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未能客观认识与换位思考萨木萨克提出的分两步进行的投清计划。应该指出，当时萨木萨克提出先派其子赴京瞻觐、待其子自京返回后即自带家口来投的分两步进行的投清计划，是经过反复考虑后向清朝提出的，这反映出他是确有诚意的。正因为如此，他在亲信出行前与其举行了“抱经起誓”这一穆斯林表示诚意的重要仪式。而长麟在关键时刻操之过急，措置失当，对萨木萨克投清分两步走的请求“严加驳斥，”又两次派人前往萨木萨克驻地催促其一次性携眷入境投清，致使萨木萨克疑惑顿生，内投的决心动摇，最终逸去，从而使清朝失去了从根本上解决白山派和卓后裔问题的契机。 嘉庆十九年的玉努斯案为一冤案。该案定谳的背景、原因极其复杂，应从多方面去分析认识。伊犁将军松筠从自己的仕途利益出发，揣摩迎合嘉庆帝保守的治边思想及轻视白山派和卓后裔的态度，对此冤案应负主要责任。玉努斯案的严重后果在于清朝停止关注境外白山派和卓后裔存在的影响与危害问题，中止了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与浩罕等外藩首领的往来关系，断绝了信息来源，使自己处于封闭状态。道光初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上奏中提到：“从前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时常与霍罕伯克往来通信……因使介往还，得知外夷情况。乃自嘉庆十九年定例严禁后，外间信息，遂尔隔绝……”[22]玉努斯案之后，自乾隆朝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实行的招抚政策实际上已经中止，自此，地方官员即使明知萨木萨克数子的存在，也只能缄口不言，以免祸及自己。 对白山派和卓后裔的招抚政策停止实行之后，萨木萨克诸子在边境地区的作乱活动变本加厉，更为猖獗。他们与喀什噶尔、叶尔羌一带的白山派教徒秘密串连，暗中活动，而浩罕汗国也趁机挟玉素普、张格尔兄弟以自重，使事态更为复杂化。张格尔数度败亡，又曾被浩罕圈禁，穷戚之中曾三度差人赴喀什噶尔，禀请内投清朝，不仅为喀什噶尔地方官员所拒绝，而且所遣人员也被杀死(18)。而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持续直至同治初年的白山派和卓后裔张格尔、玉素普、倭里罕等和卓之乱，不仅严重摧残了喀什噶尔等西四城的社会经济，而且迫使清朝接连不断地从伊犁、乌鲁木齐以及内地调取大军进剿，清军长途跋涉，劳师糜饷，军事费用浩繁，也在一定程度上损耗了清朝的国力，加速了清朝的衰落。还应提到的是，至同治四年(1865)浩罕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时，仍然打着护送白山派和卓后裔的旗号，挟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和卓以自重，可知白山派和卓后裔在喀什噶尔等地的影响力。由此我们认识到乾隆朝制定的招抚安置白山派和卓的政策确属远见卓识，也不能不为嘉庆朝在执行这一政策过程中的粗疏失当以及中止这一政策而感到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