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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中国梦 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王瑞来  儒学文献通论 佛有藏，道有藏，唯独儒无藏。于是，《儒藏》之作便成为中国士人千百年期盼的一个梦。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佛藏、道藏，皆为在宗教精神驱动下，由历代信徒锲而不舍的积蓄所成。儒之有家，繁衍成学，尽管有儒教之称，其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虽说文化无高下，但自从汉武帝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发源于春秋时期的儒家学问，逐渐成为显学。五经、七经、十三经，经纬、注疏、学案，经学、玄学、理学，汉学、宋学，百虑一致、殊途同归，沿着一线道统，如滚雪球一般，愈加繁富而宏大。 在传统社会，儒学俨然成为中国文化主流，影响着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不仅如此，儒学超越了族群，其经典被翻译成各种文字；儒学更超越了国界，光被往昔汉字文化圈，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域人们的基本教养书，迄至于近代。即使进入21世纪，儒学依然历久弥新，活在人们的生活日常。比如，日本使用的年号、皇室成员的命名多从儒学经典中取词；从小学开始，日本的国语教科书中，《论语》等经典屡屡作为学习的内容被收录，因而也频频出现在高考试题中。在东京“日本学校教育发祥地”的汤岛圣堂葱郁的庭园中，矗立着现今世界上最高的孔子像，大成殿旁挂满了学子祈求高考录取的绘马小木牌。在日本最古老的足立学校，每年11月都搬出稀睹的孔子坐像举行祭典。这个城市的路标居然都铭刻着《论语》的一段段语录。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自从孔子创斯学，2000年来到于今。凝聚了中国文化精华的儒学，愈发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生命力来自价值。常听见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今世界，从社会到环境弊病丛生。拿什么来拯救这个星球？充满无力感的一些西方人把视线投向东方，试图从儒学经典中寻找药方。的确，政治理念的“崇德贵民”、礼乐文化的“文质彬彬”、生态观念的“天人合德”、人本取向的“远神近人”、人际交往的“和而不同”、家庭伦理的“孝悌和亲”等等，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可以从中汲取有益启示，儒学价值并未因时代推移而消失。 蜀学浸润 功底深厚 从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十三经注疏》，到明朝的《四书大全》、清代的《皇清经解》正续编等，历代王朝均有过各种形式的儒学经典汇编，然而却无全面荟集的《儒藏》。汗牛充栋的儒学著作，如大珠小珠散落于玉盘。居于传统四部分类之首经部的儒学，跟皇皇巨制的《大藏经》、《道藏》相比，显得有几分寒酸。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自宋元以降愈加显著，明代儒者林兆恩还有创立三一教的实践。在这样的风潮之中，明朝万历年间，孙羽侯、曹学佺曾先后提出《儒藏》编纂的设想；清代乾隆时周永年、刘因等学者再倡“儒藏说”和“广儒藏说”，将《儒藏》编纂推为“艺林第一要事”、“学界最大功德”。然而，几百年过去了，设想依然是梦想。清修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也仅仅在经部汇集了儒学的主要著作，难称《儒藏》。 “二氏（佛道）有《藏》，吾儒何独无？”明人曹学佺曾经如是喟然长叹。不过，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声叹息，可以休矣。世纪之交动议，伴随着时代的步履，《儒藏》之编纂，在新世纪的中国发轫。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北、西南，先鞭同着，皆有成果。而新近出齐问世的，则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皇皇274巨册的《儒藏》史部。 犹如《道藏》的“三洞四辅十二目”，川版《儒藏》之纂，进行了严谨缜密的整体设计。大类三分，细目二十有四。其一曰“经藏”，收录儒学经典及其为经典所作的各种注解、训释著作，包括原典、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孝经、四书、尔雅、群经、谶纬等11目；其二曰“论藏”，收录儒学理论性著作，包括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等5目；其三曰“史藏”，收录儒学史料著作，包括孔孟、学案、碑传、史传、年谱、别史、礼乐、杂史等8目。突出专题，颇便使用。分类既显功力，又见匠心。 四川自古重文事。西汉的“文翁石室”，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在这里发足，北宋开宝《大藏经》在这里开雕。蜀学之风，浸染至今。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文献，硕果累累，殊难枚举。其荦荦大者，有整理出版的全宋300年文章之《全宋文》、《宋集珍本丛刊》以及宋朝政典《宋会要》等。 既承“家法” 又求创新 “板凳甘坐十年冷”是常用来形容学者潜心治学的诗句。川大古籍所的学者冷板凳何止坐了十年，《儒藏》史部从始编至竣事，耗时长达18年。试问人生好时光有几个18年！个中甘苦，唯有自知。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对川大古籍所的学者报以深深敬意。他们不计名利、甘于寂寞、终日矻矻，为古典传承和人类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常年从事古籍整理的研究人员，在实践中继承了绝学，接受了现今少有的传统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的训练。这一点，不仅有大量的古籍成果可以反映，从《儒藏》体例之立亦可略窥一斑。如开篇有总序，三藏立分序，各类设小序，书前有提要。此即严格遵循了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到清代《四库全书》的目录学传统。这是古典的“家法”。 《儒藏》史部的整理方式既继承了传统，又是创新。现今整理古籍，多采用点校排印的方式。这种方式无疑很好，但缺陷则是难以窥见古籍原貌，整理本成为古籍新版本。川大《儒藏》史部的整理方式则是在精选底本之上，进行校勘和标点，然后加以影印，这种 “影印加校点”的方式，既使原貌存真，又便于使用。 典籍垒筑 资料渊薮 以内容观之，《儒藏》史部八大类目，设定“人物”和“专题”两个向度，完整梳理和总结了2500余年间的儒学演进史，从而为中国儒学史的全面研究提供了相对系统的史料。在《儒藏》史部中，首录各类人物传记：其中有包括孔子、孔门弟子、孔氏后人，以及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资料的“孔孟史志”；有反映中国儒学流派、传承的“历代学案”；有历代名儒第一手传记资料，包括行状、墓志铭以及其他碑传文献的“儒林碑传”；有自宋人开始编纂的有关孔子及其以下各朝名儒编年史资料的“儒林年谱”；还有历朝正史中的儒林传和其他儒者专传，亦即“儒林史传”，以上皆为以儒家人物为中心的各类史料。此外，在《儒藏》史部中，还收录有儒学史的专题资料，如“学校史志”，是古代中国传播儒学主要机构的志书，包括中央太学、国子监、地方学校及民间书院。“礼乐文献”则是儒学关于治理社会的礼仪、制度和典章，包括中央政教大典和民间日用礼书。“儒林杂史”则收录有儒学在教育制度、科举考试、文献目录，以及其他典制考证等方面的典籍。 纵观《儒藏》史部，堪称一部完整的儒学史。只不过这部儒学史的建构不是一章一节写就，而是一部部典籍垒筑。中国儒学史，文献集成，资料渊薮，尽在此矣。 史部已成，经部、论部指日可待。舒大刚教授所领导的川大古籍所团队必会更上层楼，再造辉煌。大厦的构筑，要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添砖加瓦，共襄其成。国家支持、民间援助，均至为重要。 吾儒有藏自兹始，不藏名山留人间。《儒藏》之成，不仅为深入研究儒学典籍，诠释现代意义，提供了便利条件，还让儒学典籍化身千百。这对传播中国文化其功至伟。 中国梦，并非虚幻而空洞，而是丰富且具体，《儒藏》在其中。感谢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正在为中国人圆一个千年《儒藏》之梦。古人今人，正在梦想成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