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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藏》编纂为契机深入推进儒学研究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儒藏》主编助理 张尚英  《儒藏》书影 自1997年四川大学正式启动《儒藏》工程以来，四川大学的学人发凡起例，辛勤耕耘，历经18年，经过精心校勘的“史部”274册已全部出齐，经部、论部也已经基本编成，收录5000余种重要儒学文献的整部《儒藏》即将问世。这表明中华学人数百年来编纂《儒藏》的梦想最终将得以实现。但编纂《儒藏》只是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好的开端，而不是结束，我们应该抓住《儒藏》编纂带来的学界、大众以及政府对儒学越来越强的自我认同感这一契机，深入推进儒学研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深化儒学文献整理。《儒藏》编成后，将汇集5000余种重要儒学文献于一编，实是儒学文献之集大成，但儒学被历代统治者推尊为最高的国家学术和民族信仰，已有2500余年历史，其文献可谓浩如烟海。《儒藏》所集只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比如《春秋》学文献专著现存1000余种，《儒藏》只收了最重要的100多种。因此，从广度上讲，需要整理的儒学文献还有很多，我们应该利用《儒藏》编纂造就的良好氛围，进一步扩大儒学整理的范围。浙江大学启动的《中华礼藏》、扬州大学启动的《尚书文献集成》、北京师范大学编纂的《中国易学文献集成》及以后将推出的续编等，就是很好的尝试。再者，《儒藏》采用的整理方式主要是影印、校点，相对比较初级，因此儒学文献的整理还要从深度上下功夫，采用精校、精注等方式加以阐释，以便于实现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而言之，只有深化儒学文献整理才能为研究儒学、复兴儒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 加强儒学文献学的探讨。儒学文献数量众多，种类丰富，但质量良莠不齐。这些文献如何分类、如何著录，哪些文献需要深入整理，哪些具有重要价值，哪些需要先整理，哪些可稍缓，每一类有什么特点，其发展演变历经怎样的过程等问题，都需要儒学文献学进行系统研究，为整理者提供指导，为研究者提供参考，为初学者提供治学门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虽然舒大刚先生主编的《儒学文献通论》按《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分类研究了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流变，并分类介绍了部分儒学文献要籍，具有开创性和总结性，但由于儒学文献的复杂情况，限于篇幅、时间和精力等关系，对各经、各类文献介绍还不够广泛和深入，因而儒学的每一类文献都还值得进行专题研究。“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是否完全符合儒学文献的实际，如何为儒学文献进行更科学的分类等，也都有待继续讨论。再者，《儒学文献通论》侧重按类介绍，对一个时代儒学文献的总体状况反映不够，所以需要以时间为纲，对儒学文献的发展演变、特点等再作梳理，目前我们启动的《儒学文献通史》就是一种弥补。 加深儒学内容的研究。儒学文献是儒学的载体，儒学文献的整理及文献学的研究是为儒学研究服务的，因此编纂《儒藏》的目的除了收藏、保存儒学文献，更重要的是为了利用儒学文献，推进儒学各个专题的研究。 儒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传承和阐释为主线，对各家学术兼容并包，集杂为醇，因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引导着中国文化的走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学术和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经历了2500年发展和演变的儒学，内容博大精深，要弄清其内容、思想体系、发展演变等都绝非易事，虽然现在也有很多研究成果，但还远远不够。再加上20世纪独特的历史环境，我国对儒学及孔子的批判，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混乱，这让推进儒学研究、彰显正确认识显得更为必要。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因编纂《儒藏》引发的新一轮儒学热、国学热以及政府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的良好形势，推进儒学的深入研究，以展示它的本来面目和普世价值。 儒学曾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诸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曾经作为普世价值，为历代学人甚至全体国民所接受。可是近代以来，由于反孔批儒思想作祟，人们在写中国通史和文化史时，没有儒学的正面形象，甚至在写儒学史时也只是几位大家生平和思想的评传，而置儒学的整体形象、全面成就，特别是儒学影响社会、指导实践的历史于不顾，这些都应当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而得到改善。 探求儒学创新。2500年儒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儒学在不断创新中发展演变，并服务于它所处的历史时代。今天我们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科技日新月异，世界格局多元化。置身于这样的时代，人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难题，如怎样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如何处理宗教与民族的问题，如何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时，我们中国还有许多自己的问题，如经济快速发展下的信仰迷失、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等。这些问题都能在儒学中找到思想源泉，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无疑是一个法宝；“和而不同”亦是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理论基础；儒学重视内心修养，强调道德品质等为解决中国目前信仰迷失、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等问题提供了思路；等等。但现在的社会较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复杂多变，只有对这些理论重新诠释，进行创新性的解说，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真正发挥作用，儒学也才能成为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代表。这是我们现在复兴儒学、弘扬传统文化最为迫切的需求。 研究儒学普及。儒学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但我们今天还要强调儒学普及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欧风美雨的冲击、疑古思潮的质疑、“文化大革命”的批判，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儒学是什么、儒学有什么价值，更不会主动去学习儒学，或以儒学思想来引导自己的人生。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尽管儒学在20世纪遭遇重创，但因其已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与儒学相关，只是一般大众没有察觉而已。此外，这样的思维、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儒学讲求孝道，所以中国人觉得子女赡养父母天经地义，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弥补了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的不足，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再如，儒学重视教育的传统，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每个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可谓竭尽全力，这既弥补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不足，又为国家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与劳动力。由此可见，普及儒学，让大众了解儒学，变潜意识的思维、行为方式为自觉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 为了普及儒学，人们做了很多尝试，如出版普及读物、读经、社区宣讲、制作动漫、祭孔等，但似乎效果都不是很理想，而且存在很多问题，如有的活动只重形式不重内容，错误百出。这就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儒学普及不仅要开展实践工作，还要重视理论研究，探讨如何系统性、科学性地推动儒学的普及。如今网络、电视、报纸发达，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大量的信息，要让儒学深入人心，并内化为一种精神信仰与追求，融入到生活中，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在研究中要借助信息学、心理学、传媒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实现儒学在现代学科背景下的转化与创新，真正走入人们的内心和生活。目前我们与贵州孔学堂书局联合推出的《大众儒学书系》首批读物12种，只是这种愿景的初步尝试。 总之，编纂《儒藏》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的今天而言，只是一个美丽的起点。我们应该以此为契机，深入推进儒学研究，以挖掘儒学对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发展有益的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