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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乐－正德时期“倭寇”与“日本”两分观念的演变 “靖难之役”后，永乐皇帝朱棣夺嫡即位，也如乃父一样，派遣使臣宣谕周边诸国。而此时的日本随着室町幕府的建立与南北朝对立局面的结束，出于自身利益需求，也重新展开了对明交涉。永乐元年(1403)九月，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派遣使臣从宁波入贡明朝(22)，不久又接受明朝“日本国王”的册封，正式加入到以明朝为核心的东亚区域秩序体系当中。 此后，“倭寇”问题虽仍是明朝与日本交涉中的一个重点，但对“倭寇”骚扰的严重性，明廷却给予了相应的淡化处理。在日本使臣入贡不久，镇远侯顾成就上言：“东南海道，虽倭寇时复出没，然止一时剽掠，但令缘海滨卫严加提防，亦无足虑。”(23)而从《明实录》中的一些相关记载来看，已非常明晰地将“倭寇”与“日本”区分开了。如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日本国王源道义(即足利义满——笔者注)，遣使源通贤等，奉表贡马及方物，并献所获倭寇尝为边害者，上嘉之”(24)；永乐五年(14137)五月，“日本国王源道义，遣僧圭密等七十三人来朝贡方物，并献所获倭寇等”(25)；永乐六年(1408)五月，“日本国王源道义，遣僧圭密等百余人贡方物，并献所获海寇”(26)。这里作为日本代表的“日本国王”，显然与后面的“倭寇”、“海寇”是毫无关联的。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在永乐前期国家正式颁布的许多书谕诏敕中，似乎刻意回避了“倭寇”一词，而更多地采用了“海寇”这一语汇。永乐二年(1404)夏六月，朱棣颁发给捕倭总兵官清远伯王友、副总兵都指挥佥事郭义等靖倭官员的敕书云： 前以海寇为患，命尔等统兵巡捕，务在廓清。近大谢、桃渚、赤坎寨、胡家港诸处海寇登岸，杀掠军民，尔等坐视不理，养寇害民，论法当诛。今姑记尔罪，即整饬将士，昼夜运谋，奋力剿除此寇，以赎前罪。(27) 永乐六年十二月，足利义满去世后，朱棣在颁发给足利义持的敕谕中，也说：往者海寇出没，尔父恭献王(指足利义满——笔者注)能敬承朕命，发兵殄之。今海盗复作，王宜继承父志，发兵捕戮，以光恭献王之功。(28)这里的“海寇”与“海盗”两词，与“倭寇”相较，在指向性上无疑要模糊了许多。事实上，早在永乐四年(1406)正月，朱棣在遣使赴日本褒誉足利义满并册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时，就不仅将“倭寇”替换为了“海寇”一词，并对其与“日本”之关系进行了一番阐述： 遣使赍玺书褒谕日本国王源道义。先是，对马、壹岐等岛海寇劫掠居民，敕道义捕之。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而尽歼其党类，上嘉其勤诚，故有是命……又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立碑其地，上亲制文曰：朕惟丽天而长久者，日月之光华；丽地而长久者，山川之流峙；丽于两间而永久者，贤人君子之今名也……惟尔日本国王源道义，上天绥靖，锡以贤智，世守兹土，冠于海东，允为守礼义之国……畏天事上之意，爱身保国之心，扬善遏恶之念，始终无间。愈至而犹若未至，愈尽而犹若未尽，油油如也，源源如也。迩者对马、壹岐暨诸小岛，有盗潜伏，时出寇掠，尔源道义能(疑脱“奉”字——笔者注)朕命，咸殄灭之，屹为保障，誓心朝廷，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29)从这份敕书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海寇”(实际上也就是从前所说的“倭寇”)，主要是潜伏于对马、壹岐及诸小岛的一些不法盗贼，他们与“日本国王”并无任何关联。相反，日本国王能敬承明朝敕令予以“殄灭”，知礼守义、恪守臣职、保障朝廷，因而堪为海外属国之典范，“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可见，随着明朝与日本间“封贡体制”的确立，明朝的官方意识领域中基本上形成了将“倭寇”与“日本”两者分开的认知观念，甚至通过在官方文书中频繁使用“海寇”一词，进一步弱化了对日本的潜在指向性。 永乐六年十二月，日本国王足利义满去世，其子足利义持继立为幕府将军。最初，其尚秉持乃父的对明理念，不仅接受了明朝的册封还多次遣使朝贡，并于永乐九年(1411)二月因“屡获倭寇”受到朱棣的敕赐嘉奖。(30)但随后在斯波义将等人的支持下，足利义持开始谋求自身的独立性与对明朝“封贡体制”的脱离，断绝了与明朝的朝贡往来。这种国交关系的转变，不仅导致了“倭寇”骚扰的日渐猖獗，也对明朝官方的“日本观”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明实录》的相关记载中，“倭寇”一词的出现频次明显增加，甚至在一些官方正式文书中也开始恢复使用这一语汇了。永乐十四年(1416)七月，朱棣在颁给兵部的上谕中云： 近倭寇登岸，劫掠居民，濒海军仓惶无措，遂至失机。尔兵部同安远侯柳升，精选指挥、千百户练习戎政者，往任其事，仍须简其不职者，悉送京师。(31)永乐十五年(1417)十月，捕倭将士擒获“倭寇”数十人，其头目数人皆为日本人，顿时在朝臣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群臣言日本数年不修职贡，意为倭寇所阻，今贼首乃其国人，宜诛之以正其罪”(32)。朱棣基于怀柔远人的考虑，认为“远夷威之以刑，不若怀之以德，姑宥其罪遣还”(33)，并派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出使日本，赐玺书劝谕，其文如下： 尔父道义，能敬天事大，恭修职贡，国人用安，盗贼不作。自尔嗣位，反父之行，朝贡不供，屡为边患，岂事大之道。天生斯民，立之主宰，大邦小国，上下相维，无非欲遂民之生耳。尔居海东蕞尔之地，乃凭恃险阻，肆为桀骜，群臣屡请发兵问罪，朕以尔狗盗鼠窃，且念尔父之贤，不忍遽绝，曲垂宽贷，冀尔悔悟。比日本之人复寇海滨，边将获其为首者送京师，罪当弃市，朕念其人或尔所遣，来忍深究，姑宥其罪，遣使送还，尔惟迪父之行，深自克责，以图自新。凡比年并海之民，被掠在日本者，悉送还京，不然尔罪益重，悔将无及。(34)这份诏书仍从“倭寇”问题入手，指责足利义持的“不修职贡”。从其中“比日本之人复寇海滨”及“朕念其人或尔所遣”的表述来看，与之前“倭寇”与“日本”两分的观念略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又将两者关联在了一起。不过，明朝君臣为督促日本来朝，指斥威慑之余还是留有较大的余地，朱棣以“或”字表达了猜测性的意见却并未全然作实，而且也未使用“倭寇”一词，只是含糊地称为“盗贼”。之后，永乐十六年(1418)四月，足利义持遣使随吕渊来朝，将日本不能“修职贡”的原因归结为“倭寇旁午，遮遏海道，朝贡之使不能上达”，而“倭寇”只是日本境内一些“无赖逋逃之徒，实非臣之所知”，并表达了“许其朝贡如初”的意愿。(35)这虽使明朝君臣的心理多少得到一丝宽慰，但真正意义上的朝贡关系的恢复，却依旧停滞不前。 宣德三年(1428)，足利义持去世，其弟足利义教几经波折后嗣位征夷大将军。为垄断对明贸易，强化幕府权力，他继承乃父足利义满的政策，开始着手恢复与明朝的勘合贸易。宣德八年(1433)五月，足利义教派遣使臣道渊等“奉表贡马及铠甲、盔刀等方物”(36)。六月，宣宗皇帝派“鸿胪少卿潘赐、行人高迁、中官雷春等使日本国，赐其王源义教白金彩币等物”(37)。自此，明朝与日本的正常国交关系再度得以恢复，虽然“倭寇”骚扰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官方意识理念中，基本上是将两者区别看待的。 不过，随着“倭寇”骚扰的日渐猖獗，尤其是日本使臣诸多暴行的频发，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引起了明朝官方日本观的某些潜在变化。景泰五年(1454)，日本使臣允澎来朝，就发生了“沿途则扰害军民，殴打职官，在馆则捶楚馆夫”的暴行事件。(38)尤其是成化四年(1468)十一月，日本使臣清启来朝进贡，其手下麻答二郎在市场“买物使酒，手刃伤人”，最终致人于死命。(39)这次事件在明朝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不久，浙江定海卫副千户王铠上疏： 倭夷奸谲，时来剽掠海边，见官军追捕，乃阳为入贡，伺虚则掩袭边境。往者大嵩尝被其毒，近见使臣清启入贡，臣恐使回，容有异谋，或为掩袭之计，乞敕镇守总督、巡海等官，设策防御之。(40)他以清启事件为切入点，论述了“倭寇”阳为朝贡、阴行寇略的实质，而且使用了“倭夷”而非“倭寇”一词，其潜在的意蕴显然是将“倭寇”与“日本”关联看待的。对于王铠的上疏，兵部官员给予了积极认可，认为“迩者倭使清启，凌轹馆仆，残杀市人，迹实桀骜。铠言诚当，宜移文备倭、巡海等官，令督缘边官军，务振军容，严斥堠以防其奸”。对此，成化皇帝本人也表示了赞同之意。(41)可见，在明朝官方意识理念中，对“倭寇”与“日本”的认知，已悄然产生了某些潜在转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