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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壬辰之役”与“倭寇”等同于“日本”观念的深化 嘉靖末年“平倭”之役的胜利，尤其是隆庆时期“海禁”的开通，以及日本丰臣秀吉“八幡船”禁令的推行，使骚扰中国沿海的倭寇问题渐趋缓和，但是明朝与日本的国交关系依旧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隆庆元年(1567)三月，隆庆皇帝在颁给礼部的敕谕中，表扬乃父嘉靖皇帝的功绩： 朕闻自昔帝王履中兴之运者，其德必崇，启昌隆之祚者，其业必广，所从来远矣。至于阐述鸿休、敷扬骏烈、以流播无穷昔，则后人事也。洪惟我皇考世宗肃皇帝，以至神至圣之资，缵二祖七宗之绪，明伦更制，振教敷仁，内殄奸欺，外平倭虏，盛德大业，照耀古今。真足以追二祖而超百王，宜有纪述，以备一代之制尔。(60)其中的“外平倭虏”之语，似乎已有了某些将“倭寇”之患等同于“外侮”的意蕴，但是从根本而言，应该还未将其完全与“日本”等同起来。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隆庆皇帝还下令铸造了“日本等国、云南四夷、车里宣慰使司等处信符金牌”(61)，对与日本国交关系的恢复，还是留有了一份期待与一定余地。 从《明实录》中的记述来看，在万历“壬辰之役”前，对此时仍骚扰沿海地区的盗贼势力，基本不再以“倭寇”或“倭贼”等语汇简单概之，而是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区分。隆庆六年(1572)八月，刑科给事中李学一在上奏岭海盗贼生发状况时就云，“顾被祸有浅深，征剿亦有缓急。海、倭二寇，去来有时，山寇常在境内，为害最甚”(62)，这里已有了“倭寇”、“海寇”、“山寇”的明确区分。而同年十二月，两广提督殷正茂在上奏中则划分得更为精细了： 岭海兵机，议事者主剿黜抚，当事者则权宜于抚剿之间。今日之抚，视先年情势逈异，随时酌势之机权，惟当事者得以通变……广东则海贼、山贼、倭贼、番贼、狼贼、猺贼、里海贼，其种不一，非浙兵必不能冲锋。(63)这里的“倭贼”并非一种泛称，而是实指“真倭”而言。这从同月兵部论赏福建官兵擒斩“倭贼”功劳的记述中，也不难看出： 兵部覆福建擒斩倭贼功次，赏巡抚殷从俭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佥事乔懋敬等各赏银十五两。按先后凡获贼大小船三只，生擒二十三人，获级十六颗。真倭首十四级，生倭七名，夺回被掳七人，而倭贼十四级中，其三人则又被掳渔人黄聪等六人所力斩也。(64)就当时而言，这种区分只是多年相对深入认识基础上的一种类别划分，未必就是直指“日本”。不过，这种“倭寇”与“倭贼”含义的相对固定化，对“壬辰之役”后明代官方语境中“倭寇”与“日本”的全然对接，应该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完成日本统一的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丰臣秀吉的真正目的，并非仅为吞并朝鲜，而是要“率军进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国之版图”，并声言要在“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65)。因此，面对丰臣秀吉的入侵，明朝政府显然已经不可能再局限于嘉靖“大倭寇”的视域，而不得不从国家与民族对立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应对这一危机。兵部侍郎宋应昌云：“关白(指丰臣秀吉)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只为属国，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66)。于是，明朝基于“扶危字小”的伦理责任，很快出兵援朝，史称“万历朝鲜之役”或“壬辰之役”(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 无论是朝鲜还是明朝的史书中，在描述这一事件时，也多沿用了以往的“倭寇”、“倭贼”、“倭奴”等称呼。据不完全统计，在万历二十年五月之后的《明实录》记载中，“倭寇”一词出现了26次、“倭贼”出现20次、“倭奴”则达到了125次。其他尚有“倭”、“倭夷”、“倭人”等多种称呼。不过，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无论使用怎样的称呼，其所指向的都是作为国家政权存在的“日本”。诸如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的记载云： 直隶巡按黄纪贤奏言，顷因倭患孔棘，集议天津为京师门户，登莱咽喉，外通旅顺，内达淮阳，制御要害，此其吃紧。宜增设抚臣一员，专职防海……候倭平，各回原驻地方，亦便计也…… 倭将清正从朝鲜遁归，总督邢玠飞骑以报兵部，奏曰：自狡倭悖逆，残我属藩，营釜山之兔窟，肆三路之鸱张，致勤宵旰，东顾隐忧，两次兴师，七年劳费……皇上字小之义有终，属国效顺之心益固矣。上闻而喜。邢玠又报，近者倭兵二万余，舟以六七百计，纠釜山、泗川、巨济、闲山各倭将，悉力西援行长。总兵陈璘即身先将士，鼓众大战，铳死大倭将石曼子，又生擒一部，将其焚溺死者无算……兵部覆奏。上曰：釜山悉收，倭寇荡尽，朕念将士劳苦，宜加恩叙，该督抚等官便将功次确议，勘明驰奏，以慰军心。(67)这里的“倭患”、“倭寇”、“倭”等语汇，显然都是指“日本”而言。换言之，“倭寇”等语汇在这里基本上成为了“日本”国家的一种代称，尤其是“倭奴”一词的大量使用及其与“日本”关联性的强化，更体现出明代官方意识理念中“日本观，的急剧恶化。于是，丰臣秀吉所发动的“壬辰之役”，极大地促动了明代官方语境中“倭寇”等同于“日本”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并对后来中国人的日本认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68) 由此来看，今天中国民众的一般观念中，多将历史上的“倭寇”简单等同于“日本”的看法，固然多有错误之处，但这一理念的形成，却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与逻辑脉络的。其中，除却中国社会自身内部变化的影响外，历史上日本的种种不智之举与侵略行为，也极大地促成了中国民众这一观念的形成与深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倭寇”一词本身，也自有其不可改易的历史内涵。(69) (责任编辑：admin) |